《雷雨》生存悲剧的美学意蕴

《雷雨》生存悲剧的美学意蕴

   《雷雨》是一部超越命运与性格悲剧的新形式：生存的悲剧。《雷雨》中所指的命运只是一种托词，是对于悲剧命运无法解释而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无可奈何的呼喊。《雷雨》并非宿命，是人性在苦苦挣扎中迫于生存而走向了毁灭，这种“复杂而原始的情绪”即人性深处的冲突在周朴园与侍萍等人中得以演绎。
 一、曹禺和《雷雨》的人物悲剧
 曹禺：中国剧作家、戏剧教育家。本名万家宝，字小石。祖籍湖北潜江，1910年9月24日生于天津封建官僚家庭。父亲万德尊曾任镇守使、都统和黎元洪总统秘书。曹禺生母早逝，继母酷爱戏剧，常携曹禺观看戏曲和文明戏。曹禺没上过小学，延师在家，诵经读史，但常偷看《红楼梦》、《水浒》、《西厢记》等书。曹禺青少年是在天津度过的。天津是个商业发达、水陆交通便利的北方重镇。曹禺在这里目睹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暴行，也看到了许多"高级流氓、高级恶棍"及"苦力"的劳动，听见了深夜小巷传来的卖儿卖女之声。这对曹禺反帝爱国四乡的形成和他一生创作的思想倾向，起了巨大的作用，也为他的一些作品提供了素材和人物原型。
 1933年，曹禺完成了第一部多幕话剧《雷雨》。他从自己青少年时期熟悉的社会圈子里,提取了《雷雨》的题材,通过周鲁两家8个人物的历史与现实纠葛，反映了从光绪二十年(1894)到1920年以后约达30年的复杂社会生活和冲突。故事写某矿董事长周朴园，年轻时遗弃了为他已生二子的婢女侍萍,长子周萍留在周家,侍萍携次子投河遇救，离乡远走。周误以为她已死。后周家亦北迁，与侍萍再嫁的鲁家共居一地，互不相知。鲁家父女皆在周家为仆，次子大海在矿上做工，周妻繁漪与长子周萍有私情，后知周萍爱鲁女四凤，繁漪欲遣去四凤乃召来侍萍，两家关系始被揭开。周萍与四凤知为异父同母兄妹，双双自杀。繁漪之子周冲为救护四凤也触电身亡。大海为罢工代表在周家受辱被殴，逃奔而去。侍萍与繁漪不堪重压,一呆一疯,只剩下周朴园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作者在这常见的"始乱终弃"和"乱伦"的社会现象中，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他在剧中写了尖锐的思想冲突和阶级压迫与斗争，但主要是描写新旧交替时期3个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女性,以不同的方式对命运所做的抗争和她们走向毁灭的悲剧结局。
 古希腊的悲剧始终带有宗教色彩，根源于被认为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地主宰着人的不可知的“命运”。索福克利斯的悲剧深刻的表现了人的意志与命运的冲突，黑格尔认为：“冲突要有一种破坏作为它的基础，这种破坏不能始终是破坏，而是要被否定掉。”也就是说，悲剧冲突双方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合理性。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强调和颂扬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力量，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人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人开始自己主宰自己，因而，悲剧的根源也就自然地转向了人本身，也就出现了“性格悲剧。”哈姆雷特典型的精神的忧郁、信念迟疑，行动的延拓，造就了一种新的悲剧类型。他立誓为父报仇，却一再拖延不决，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这种悲剧的最后原因归咎与原罪，即性格的悲剧。
 《雷雨》超越了“命运悲剧”和“性格悲剧”这两种模式，体现了叔本华所谓的第三种悲剧情形：“生存的悲剧。”
 二、《雷雨》表现的主题——生存悲剧
 历来，《雷雨》都被认为是一出命运的悲剧人物布局及其错综复杂的冲突，只被套认
是一种巧合，一种“命运”带来的悲剧。
曹禺熟悉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奥尼尔、写和夫和易卜生，《雷雨》在艺术上深受他们的影响：情节的丰富性、生动性，尖锐的戏剧冲突，严谨的结构，浑厚凝重的格调，浓重的悲剧气氛。同时他也涉猎了近代东西方哲学著作，使《雷雨》既包含了古希腊悲剧的崇高感和神秘感，也融合了西方现代主义人性问题的关怀。曹禺“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沉沉的忧郁”，也热爱“尼采丰盛的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依据哲学新时代唯物意识论表现主义的和哲学观，把悲剧的根源转向生存本身，这才是曹禺要表现的主题——生存悲剧。但只要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作者的自白在意思上是不确定的，他一方面感到宇宙是多么的“残忍”和“冷酷”，却又无法说明其中的原因，以为“这斗争的背后或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是以一种怀疑的语气，探求的眼光来发出疑问，有的地方还相当明确地表白《雷雨》所显示的并不是因果报应，而是天地间“残忍”……实际是用非科学的语言说出了阶级压迫不平的真理，他的生活经验已经感觉到了，尚不能用理性的语言表达的一种认识。最终还是作者承认“没有能力形容它的真实相”。
    侍萍和周朴园之间有这样一段台词：                                                                                                                
 朴：你——侍萍？
 鲁：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
 朴：鲁：（忽然严厉地）你来干什么？
 鲁：不是我要来的
 朴：谁指使你来的？
 鲁：（悲愤）命！不公平的命运指使我来的。
 ……
 朴：我看过去的事情不必再提起来吧。
 鲁：我要提，我要提，我闷了三十年了，你结了婚，就搬了家，我以为这辈子也见不着你了；谁知道我自己的孩子偏偏命定要跑到周家来，又做我从前在你们家里做过的事。
 朴：怪不得四凤这样的象你。
 鲁：朴：我伺候你，我的孩子再伺候你的少爷们，这是我的报应，我的报应。
 也许这段台词以及人物口中反复出现的对命运捉弄人的最有力的证人。的确，三十年前，当她还只有四凤那么大年纪时，就被人残忍遗弃了，无法忍受的屈辱和伤心，想死也没死成。活者，拖着一个孩子，三十年来的生活中又将是多少的辛酸与血泪痛苦，局外人实在是难以想象，而三十年后，垂暮之年的打击又是何等的残酷啊！她与周朴园再度重逢，而昔日之情却已覆水难收；女儿重蹈了她的覆辙与其同母异父的哥哥相爱并已有了身孕；她的两个儿子周萍和鲁大海本是同根生，而今却因身份不同而水火难容，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只有她知道，她感到老天太不公平了。她向苍天喊出了她的怨愤“不公平”“报应”这一声声对命的控诉却与古希腊的“命运”观是不相干的。神的力量主宰着世界；复仇女神预言着命运，一切悲剧成了命中注定，是神的预先安排，这才是命运的悲剧。
 然而，《雷雨》中侍萍口口声声所说的“命”也可以认为是中国民间一种习惯的口头托词，是由于对悲剧现实无法解释又无法摆脱而发出的一种并无确指的无可奈何的呼喊。但侍萍屈服了吗？不她毕竟是坚强的，有着巨大精神力量的女子，“有异常的道德力量”的女子！“我是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的人了，”这句话包含了侍萍三十多年来的多少辛酸，多少的悲愤，多少的血泪痛苦啊！她诅咒这世界，但她还是在与这世界抗争。三十年她忍受了无法忍受的遭遇，顶着椎心刺骨的煎熬，嫁了三次，当老妈子伺候人，但她还是勇敢的活下来了，勇敢的抵抗着不公平的遭遇。她相信命运了吗？没有，她停止痛恨了吗？也没有。她善良，她纯洁，谁能不为她所具有可敬的自尊自强感动呢？她另外有了两个心爱的孩子，在不如意的生活中找到了一份拥有自己的快乐。虽然黑暗之手再次笼罩了她，三十年前的一段孽缘终于又缠绕于身。四凤与周萍的关系对她简直是五雷轰顶，无奈之中，面对残酷的“天道”，她还是一字一血地作出了抉择：“我们一块而走吧。”她克制了伦理道德的无情冲击，滴血的理智作了无情的抗争。封建社会的下层劳动人民头脑中宿命思想与伦理观念并不是作品本身的宿命思想。
 侍萍终究是疯了。她苦苦挣扎，但她终究失败了。侍萍终究敌不过她自己口中的命运的嘲弄了吗？不是！这里并没有上文所说的古希腊那种悲剧哲学的内涵。侍萍与剧中人物一样，由不同的地位和关系造成了彼此间的损害，才终究酿成了悲剧，即生存的悲剧。俄狄浦斯的英勇奋斗始终操纵在“神”的手中。神能翻云覆雨，神会反覆无常，喜怒哀乐间便制造了俄狄浦斯这位悲剧英雄。然而，他无法掌握的是，人的生存本身。《雷雨》是以自己全部的剧情和艺术结构来表现这样一个主题的。
 《雷雨》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悲剧地承担着，无论是贫是富，是好是坏，都上演着悲剧的角色。剧中八个人物，都有各自强烈的意向和欲望，并各自都在为自己所追求的目的而行动着。仅从表层结构中，就可以看到：周朴园所追求的是维护自己尊严和家庭秩序，繁漪所追求的是要留住周萍，让周萍永远陪伴自己；周萍则想避开繁漪，逃出周公馆；四凤又想跟周萍一起走，想跟周萍结合；周冲在追求四凤的爱；而侍萍却要把四凤带出周公馆，使她脱离险地；鲁贵想能够永远保住在周公馆的饭碗；而鲁大海则要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向周朴园进行坚决的斗争。他们把自己作为扭结点，与他人构成多层的网状矛盾关系，而且其中任何一组矛盾冲突的出现与展开，都与其他矛盾交织关联。深层结构中三十年来所酝酿而成的潜在冲突，又使这一切纠葛在一瞬间爆发。极端复杂、极端紧张的冲突，最后是八个人都失败了，繁漪留不住周萍，周萍也走不了；侍萍带不走四凤，四凤也不能和周萍结合；周冲得不到四凤的爱，鲁贵也不能重返周家；鲁大海的罢工失败了，而周朴园也完全失去了家庭的秩序和自己的尊严。这个家庭，死的死，疯的疯，活着的人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
 繁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她可以说是“雷雨”是化身，操纵着表层结构中的矛盾冲突，整个剧本的动力。这是因为，她素来有些阴险怪异，时而敛声息气，时而疯狂爆发，还有她那畸形的爱情、欲望的冲动，都裹挟着一种闪电雷鸣般的冲突性和猛烈性。作为周朴园的继室，在周朴园的奴役下，使她不仅得不到爱情的幸福还失去了人的尊严和个性的自由。她不甘心为人摆布，厌倦了冷寂阴沉的家庭，在形如枯井的心底却跳跃着一丝如火的热情，她爱上可周家的长子周萍，落到了“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地步，在追求憧憬中的幸福的时候，恰恰将自己带入了一个既毁灭自己又毁灭别人的处境。她的追求得到了暂时的惬意，然而确实悲剧性的满足。但周萍很快又另寻新欢，爱上了四凤。繁漪的一生就这样经历了两次受骗：嫁给了一个冷酷的丈夫，爱上了议和无情的男人。这两次受骗，使她产生了“一个女子，你记着，不能受两代欺辱”的报复宣言。这个人物的深刻之处，在于她从又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个家庭和社会，犹如一个封闭禁锢的黑匣子，是连一点人的自由都不可能的。人性被扭曲异化，美的心灵被扼杀窒息。“雷雨”的世界，是一个令人灵魂战粟的世界。正是她的所作所为，使得周萍、四凤的追求失败了，也使得周萍和周朴园之间一段悲剧根源被发掘出来，打乱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他要周萍陪伴自己。她是一个外形沉静忧烦的，可“爱起你来像一团火，那样热烈，恨起你来也会像一团火，把你烧毁”的女子，“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烈的冒一次，什么我都烧个干净，那时我就在于掉进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烈的烧一次，也就算够了。”（《雷雨》第二幕）这段精彩的台词的确能够拨动观众或读者的共鸣心理，也表现了她火辣的个性，但是，作为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她，与继子通奸，不仅毁了自己，也毁了别人。她被周朴园软禁在这个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整整十八年。寂寞枯淡的生活，沉重窒息的空气，闷得她透不过气。封建社会的权势，周朴园家庭绝对权威独裁，使得繁漪的生存理想与现实相悖，人性的本能追求被压抑的生活使得她的存在也以一出悲剧的形式出现——她已不存在什么希望，只安安静静等待死亡到来。托尔斯泰曾说：“耶酥基督在谈论人性的时候，承认两种永恒的不可毁灭的力量都存在，认为人类生命就是这种力组合起来的，动物本性的力和上帝子民意识的力”真正的人的生命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克制动物本性的力，去接近每一个人在内心中发现并意识到的天国的完美。人类无法与人类自身的神性进行抗衡，否则人类将返回原来属性的地位世界，繁漪为性欲所困。例如：“我不是！我不是！自从我把我的性命，名誉交给你，我什么都不顾了，我不是他（周冲）的母亲，不是，不是，我不是周朴园的妻子。”——（《雷雨》第二幕）
 从乡间跑来的年轻人周萍，以他的热情，他的欲望，使繁漪这株即将枯死的奇花得到了点滴雨露的滋润，逐渐有了生气。她按自己的性格爱了，把生命、名誉，整个交给了周萍。周萍毕竟不是周朴园，他犹豫怯弱，胆小怕事，决不值得繁漪爱，值得为他牺牲的人。周萍作为周公馆的大少爷，他受过“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洗礼，不满于父亲的专横与不尊重女性，他与后母的乱伦也是个性解放的一种要求，但他是周朴园的衣钵传人这样做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他竭力想做周朴园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和阶级的忠臣孝子。基于这一立场，他做了周朴园的孝子，奉命唯谨，无限恭顺，周朴园的一言一动，他几乎都无条件的赞成。他爱上了四凤，竭力想逃出周公馆，中断与繁漪的关系，只是对繁漪的变心，还有他惧怕的心理在起着作用：他害怕与繁漪的关系张扬开去，不容于父亲，不容于社会舆论，不容于整个统治势力。
 周萍不敢与周朴园及其代表的社会势力决裂，遵循封建社会所谓的“良心”，但“良心与怯弱是同一回事”（王尔德）。他的怯弱违背、辜负了繁漪，自身也陷入了一种最为尴尬的境地，三十年来的寄生生活，他成了具有空形的废物，地主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消磨了他年轻人的朝气和雄心，对父亲对社会曾有的某总程度的仇恨和不满，只能变为尊敬和孝顺，但他要逃离这个家庭，去寻求一种新的较有意义的生活，因为他无法忍受这种生存环境的折磨。
 可繁漪是不允许周萍摆脱这一生存的悲境的,她的性格雷雨般爆发去追求个性的解放,“一个女子，不能受两代的欺侮”。这个带着新思想的女性不可能轻易放弃了斗争。但她毕竟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作为个人主义者她为达目的可以不折手段：自己的儿子被拉出来借以破坏周萍和四凤的结合；鲁贵是四凤的父亲便必不能留在周家；周萍只能陪伴她，她也会安于虚伪和欺骗的不自然关系而不起来反抗。于是，每个人人性的追求都在被自己的地位，被彼此间复杂的关系，相互遏制、损害了，陷入了生存的悲剧。
 三、《雷雨》毁灭在命运的困顿中苦苦挣扎而又难逃摧残或拷打的人性
 “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再论雷锋塔的倒掉》鲁迅语)。那么《雷雨》毁灭了的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命运的困顿中苦苦挣扎而又难逃摧残或拷打的人性。这个家庭悲剧通过家庭关系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把八个人苦苦挣扎的人性拷打了，摧残了并毁灭了。生存的悲剧也随之上演了。侍萍疯了，也正是她的善良、淳朴的人性之美给毁灭的。
 侍萍与周朴园之间有着一段难以排解的感情纠纷，纠缠了三十多年，终于导致了一场大悲剧的上演。一般认为，周朴园是个伪君子。侍萍的感情完全是假的，虚伪的；而侍萍是个怨女，她对周朴园有的是恨，没有爱。真的如此简单的话，那便不会引发如此多的恩恩怨怨，人物间那些复杂的大网了。其实，周朴园的人性深处也有真，侍萍的内心始终埋缠着爱。凡人都有人性，而人性辨证的看都是有二个对立面的，周朴园与侍萍也不例外的。
 说周朴园是一切祸患的根源，悲剧的制造者，但这幕悲剧并非是他的意愿，他也是身陷其中的最大的悲剧承担者。三十年前，他与女扑相爱了。一个大家公子，一个受过西方文化熏陶的现代青年，在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迈出了这一步，能认为他与侍萍的爱是假的吗？侍萍被逼走了，这是谁的意愿，我不敢断定，但可想而知，家庭的因素是不可忽略的。他与侍萍毕竟是两个阶级的人物，“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不允许他这位周家大少爷去接受一个下层社会的侍女，而只能迎娶一位富家小姐。周朴园是个封建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他追求一种统治阶级上层社会的生活，他要做的是“社会上的好人物”，于是三十年前的侍萍成了他这一追求的抛弃品，终于酿成了三十年后的悲剧，但这并非他的初衷。因为这对他而言毕竟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他也爱侍萍，只是在与他的社会地位冲突之后，他才放弃了侍萍。淡极始知花更艳，任是无情也动人。周朴园活在时代当中，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他为了他的信念而不得不放弃爱情，这难道不伟大么？爱情在有的时候是需要让位的，这正是爱情的伟大之处，事项一下我们周围的一个人为了其理想而不得不“自愿”的放弃爱情，把那份爱那份痛深深地埋在心中，把自己化作一块石头，把尘世间所有的珍贵的东西通通震落，在漫长的时间中忍受着比死还要痛苦千万倍的痛苦，一切只为了自己心中的理想，我们有胆量去否定他的深爱着她的么？这种百折不挠排除万难的精神，不正式中华民族引以为荣的传统美德么？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东西，其实是何等珍贵啊！他一直留侍萍的儿子在身边，在向他时时提醒着孩子的母亲——侍萍，抹杀曾经的存在，经常不经意的触动他对侍萍的回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你不要以为我的心是死了，你以为一个人做了一件于心不忍的事就会忘记吗？”他每年都记着侍萍生日，照着正式嫁过周家的人看，他房间内的一切摆设没有丝毫的改变，桌上还放着侍萍的相片。甚至因为生萍儿，受了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也总保留着，“为了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这不很明显的是爱着侍萍的么？如果说，他这一切都是装出来的，那装给谁看呢？谁知道他三十年前的过去呢？我退一万步而言，就算他这样做是为了在空虚的生活中依靠一丝精神寄托，也恰恰好是证明着周朴园是爱着侍萍的，因为，这一丝也是给了侍萍，那他当初又何必放弃呢？
 其实为了理想而不得不忍心暂时搁置爱情的人数不胜数的，举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毛泽东，他，人尽皆知是爱着他的夫人——杨开惠的，然而，在战争年代他却把杨开惠留在了危险的白区，自己去了解放区，导致了杨的牺牲，毛也另娶了，但我们能说毛泽东是不爱杨开惠的么？这只是在爱情和理想之间做出了一个选择罢了，单单就爱情而言，毛泽东是全部献给了杨开惠的无论杨在世时还是去世后，毛的言行都表露出来的，我们能说不爱么？同样的道理，周朴园也是真真切切爱着鲁侍萍，虽然，爱情在周朴园心中永远不是第一位。
 诗人裴多非的诗中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爱情在他心中也不是第一位的，他在爱情和他的理想——自由二者间选择了后者，可以说，有的说他不爱鲁侍萍，这个待遇是不公正的。他保持她“生前”的习惯，表现了一种忏悔，这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是具有一些道义力量和感情力量的。婚姻生活中，更显露出对繁漪的专横冷酷，恩威并施，他对繁漪的压迫、控制，常常以“关心”“爱护”的名义出现，逼繁漪吃药，让她服从自己的意志，做服从的榜样，控制你，却让你感到是爱护人，以维持他的威严，建立起引以自豪的家庭的平静圆满的秩序。然而，与此同时，他也生活在失去真正的夫妻之欢、父子之乐的感情孤独之中。他怀念与侍萍之间一段真挚美好的生活以缓解自己道德负重和内心枯冷，正如聂郝留夫出于自我救赎的需要而拯救喀秋莎一样，证明了他内心深处人性的一个正面。他一直生活在一种空虚之中，表面的绝对权威并不能弥补情感生活。他所能做的以放纵的生活与回忆来麻醉，他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悲剧，当侍萍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有惊慌失措，声色俱厉，严厉的喝到“你来干什么？”极端矛盾的态度，判若恋人的口气，暴露了他的虚伪、冷酷、自私，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对侍萍的感情是真的。侍萍再次出现时，他内心深处欣喜，但应该有情有义的赎罪，而他有的只是一句“好！痛痛快快地，你现在要多少钱吧！”因为他是一位具有封建地主阶级思想的资本家，他要做到的事一个非常有体面地人物。三十年前他放弃了对侍萍的爱，而生存的道路上酿成了一场悲剧。因此，周朴园一个表面上冷酷、自私、虚伪的人，是没人理解他的心事，他只能在内心深处祭奠和怀念真心所爱的人，用一种悲剧形式来表达爱。他爱而不得所爱，不能终其所爱。更可悲的是，他们爱的结晶：两个儿子，一个成了他的阶级敌人，而另一个则给他戴绿帽子，他却毫无察觉。表面对威严和道貌岸然之下被自己的亲生儿子推上了最耻辱的境地。他的生存环境是何等悲哀！
 再看侍萍对周朴园的感情。她狠，显而易见，自不待言。但她的恨中有爱。三十年前她对他的爱，正如今天四凤对周萍的爱。一位出生于下层社会的女子，在周朴园眼中，并非贫贱，而是他心目中的“梅小姐”，但“女佣子女”这一地位牢牢锁住了她，束缚了她。“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观念，使她不可能在周家这个家族中得到承认。他爱周朴园，有着一腔无限的柔情，但他们之间始终有一堵无形的墙，即使有了爱情的结晶也无法冲破。在等级观念森严的社会，爱的情缘与封建礼教发生了冲撞，侍萍失败了。留下漫漫三十年的悲苦生活。三十年后第一次见面，她并没有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女人多情和心软的天性决定了她无法完全恨起周朴园来。当她在那间映照这前尘旧梦的屋子里看到那个三十年前爱过，三十年来恨着的冤家时，恍惚又回到了三十年前的情景，其情景是迷离的，感伤的。复杂的在一种不愿相认（由于志气）有不甘不认（由于情感本能）的矛盾中，他最终忍不住一步步引导着周朴园认出了自己。她说：“你自然想不到，周萍的相貌有一天会老的连你都不认识了。”这句话合着忧愤哀怨，也合着伤感，自然也不无女性柔情。她继续说：“朴园，你找侍萍么？侍萍在这儿。”这简直是缠绵的呼唤和柔情的期盼。她对这个有负于她的人的复杂情感充分体现了人性的脆弱和矛盾，而脆弱的人性本身就蕴含着悲剧的因子。
 侍萍无法磨灭她女性的柔情。人性本身不可避免的脆弱因子是无法用理性来解释的。它是悲剧的因子，却决不是什么“命运”的支配，而是生存本能的因子。理性在她同被周萍和下人们大伤的大海离开周家时占了上风，但大海要去周家报复时，侍萍又说：“你要是伤害了周家的人，不论是那里的老爷还是少爷，你只要伤害了他们，我是一辈子也不会认你的。”可见她对周朴园是一种什么样的“恨”。她对四凤说：“人的心都靠不住，我并不是说人坏，我就是恨人性太弱，太易变了。”这也正是经历磨难后的她对人性弱点的顿悟。于是，她也便自然在这个基础之上原谅了周朴园。这才是真真实实的侍萍，决不同于铁碗女子的刚毅，因为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
 四、人性本身是矛盾的，即超我，自我，本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性与社会道德秩序和理性法则之间冲突着
 人性本身是矛盾的，即超我，自我，本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性与社会道德秩序和理性法则之间冲突着。周朴园与侍萍如此，在四凤、侍萍、繁漪之间也惊心动魄地存在着，而且也难以冲破人性的情感左右。于是八人各走各的路，却不可避免的互相纠缠成一张大网，互相挣扎，却越收越紧，灵魂的煎熬下必然导致一切都毁灭了。《雷雨》纠集了各种力量不同阶级，不同地位冲突，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冲突的矛盾表现，它已超越了现实功利层面，上升到作家对人类生存之更高层次的揭示和探索，其内涵更为深邃。
 《雷雨》就这样展示了人间最惨烈的悲剧，它发生于每一个普通的人，不是帝王国君（如俄狄浦斯），也不是拯救世界的英雄（如哈姆雷特），它更没有让我们到世界之外去寻求什么悲剧的根源，因为悲剧就在生存本身。内含着人性生存的本身的悲剧。

参考文献
1、朱光潜译：《黑格尔·美学》[M]下册 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一版
2、党秀臣：《悲剧与现实社会》，《外国文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2003年，第九期
3、托尔斯泰：《天国在你们心中》，上海三联书社店，1988年，第一版
4、曹禺：《雷雨》,《文学季刊》，1934年，第一版，第1卷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