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王朔笔下的人物内涵

浅析王朔笔下的人物内涵
 内容提要：王朔塑了一批自诩为“流氓”的人物形象，本文试从这批人物的言行表现入手，对作者赋予他们的“流氓”的内涵，内涵的成因进行剖析。并进一步探讨了他们出现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流氓　正统　信仰虚无

（一） 王朔笔下的人物形象
 “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我和一百多个女孩子睡过觉——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第一次见面他就和女孩子套磁，聊得丑态毕露。这是《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主人公张明。小说以他的一次作案过程开始，使一个相当老练、沉着、精神无所寄托的罪犯、流氓展现在读者面前，他以团伙勾引敲诈宾馆嫖客为生，手段卑劣。他的生活纸醉金迷，谈吐不羁，举止豁达，形骸放浪，很快就把自以为是、蔑视世俗、追求自由的女大学生吴迪俘虏了。他骗取了吴迪单纯真挚的爱，又残忍无情的把她推向了毁灭的道路。
 在舞场上串来串去，硬夸人家胖姑娘长得像赫本；警察把他当杀人嫌疑犯调查时，他跟朋友说：“他们有案子破不了，找我拿主意。”得了记忆丧失症后感叹说：“青春岁月像条河，流着流着就成浑汤了。”《玩得就是心跑》中，“老实巴交”的方言被朋友弄成了杀人嫌疑犯，而预谋者竟是那位死者，原因是他想玩一回心跳，演一回主角。方言四处逃窜，又得了记忆丧失症，一边躲着警察，一边寻找记忆。照马立诚先生的话说就是：方言这二百多斤（的人生）就是不停的在刀刃上打滚，玩儿的就是心跳，蛮惊险。
 有人一出场就“引吭高歌”：“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元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热爱的。”
 …………
 这些人潇洒的活跃在纸面上，很正经很严肃的告诉读者：“我是流氓”，“我是社会渣子”，活得肆无忌惮而又真切自然。
 王朔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多是这种典型的“流氓”形象。《汉语词典》中“流氓”一词有两种释义：１、原指无业游民，后指不务正业，为非作歹的人；２、指放刁、耍赖，施展下流手段等恶劣行为。
 王朔笔下的“流氓”形象具有其自身的内涵，他们的“流氓”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不务正业，无赖。
 据《顽主》中“著名作家”宝康解释，无赖就是无所依赖的意思。即没有信仰、思想等精神追求，也没有固定的经济依靠。王朔作品中的人物大多没有固定的职业，终日游手好闲，或干着一些为读者闻所未闻，匪夷所思的事情，如成立“三T”公司，“三好”协会，“海马编辑社”，“全国人民总动员委员会”等等。他们中的有些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工作而做一个无业游民，或者躲在父母的余荫下度日，或者靠拐骗他人钱财纵情挥霍，除了疯狂的现实消费，他们没有任何对生活意义的追求。张明宣称他们共同的心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所以我抓得很紧，拼命吃拼命喝拼命玩。”（《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这帮人精神无所寄托，终日只知吃喝玩乐。马青非要跟两个不认识的姑娘谈谈，说要拯救人家的灵魂，两位扬长而去后他特气愤地嘀咕：“这种境界怎么能指望你们舍身炸碉堡拼命堵枪眼剩下我们过幸福生活。”
 杨重把人生比作是一场可能一个球都踢不进却还得拼命踢的足球赛，因为观众在玩命喝彩，打气。他并总结说：“人生就是跑来跑去，听别人叫好。”（《顽主》）李东宝的深思：“一时半会我也想不起什么样的生活才叫有意义，反正不会是现在这样是肯定的。”（《谁比谁傻多少》）马汉玉批评“橡皮人”：“要说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别人把你当人你自己反倒不把自己当人。“（《橡皮人》）
 王朔笔下的人物们把自己的生活的关系仅仅限定在最低程度，即必须在这个世界上活首，此外的包括家庭、职业、兴趣、理想、道德等都被取消了实在意义，不知道从何来也不知道去向何方。他们没有精神家园，没有信仰，没有社会道德责任感，只贪图今天的尽情享受，不为明天烦恼，过着一种行尸走肉、灵魂飘泊的日子。
 二、蔑视一切正统的观念、道德、规范等等。
 据《汉语词典》解释，“正统“一指封建王朝先后相承的系统；二指党派、学派等从创建以来一脉相承的嫡派。本文所讲的正统观念、道德、规范等即指当时社会普遍认同并尊重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等。这些人民大众所认同尊重的东西，王朔笔下的人物却不屑一顾，甚至大加调侃亵渎。
 首先，看他们对高雅的文学的态度。他们否定文学的崇高性与神圣性，提出“为工农兵玩文学”的口号，宣称“两眼一摸黑，两耳不闻窗外事：就在文学本体上倒腾，先谓语后主语，光动词没名词，一百多句不点标点看晕一个算一个。”（《一点正经没有》）方言一把鼻涕一把泪：“我爸要活着，知道我当了作家，非打死我不可。”于观的见解：“我说自杀的办法有一百种，其中的一种就是和作家结婚。”方言慷慨陈词：“文学就是痛苦——得排泄，大大的快感……”，“关键在于你的操文学，不能让文学操了你！”“几十年来，我们是怎样取得一个个成就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那就是始终如一的支持玩文学的创作方针。”他们凑在一起进行作家分工，把文学贬成不值一提的“流氓”、无聊的职业。
 其次，王朔笔下的人物对正统道德观中的善恶是非观的蔑视也非常明显。
 德国作家歌德曾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很快就感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①　“明朗”、“纯洁”、“合乎道德”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善”字。“尚善”的态度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就成为一种理想主义和人格力量。追求进步理想，坚守高尚人格，是中国文学最可贵的一个特点。而王朔却说：“是非观念在生活中是微妙的，关键时候就乱了……很多事物是无法用是非观和道德观来衡量的。”②这一观点是王朔笔下的人物所持的是非观点。在这种虚无的标准的指导下，他们嘲弄“善”，嘲弄一切伟大的东西，并对自己的种种危害社会，侵害社会的行为津津乐道。李江云这样夸赞她的伙伴方言：“你已经活的很有点豪杰的味道了，不是杀过人就是奸过人，占上哪条都够人尊敬的，都算没白活。”
 再次，他们对教育的态度也是如此。别人要他们受教育，张明大声说：“实施跟你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方言也说：“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圣人到了他们嘴里成了最早的吹捧专家。
 至于约定俗成的社会规则，在他们眼里更是子虚乌有。方言请一大帮人吃混沌，吃完后抹抹嘴说他请客，看大家走远，乘买主不注意撒腿就跑；赵尧舜百无聊赖的时乱拔电话号码，通话后张口就骂：“他妈的。”；于观、杨重、马青三人满腔怨气无处发泄便到大街上横冲直撞，目的是惹火哪人后揍人或挨几下揍。（《顽主》）
 此外，他们还在别人的弱点中占便宜，求生存。他们整日所作的事情：经营“三T”公司，以“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宗旨，用泡菜坛子做奖杯，利用宝康急欲出名而不得的虚荣心谋取利益；“三好协会”专事捧人，替人圆英雄梦、将军梦，力求“每人人哭着进来笑着出去”；“海马编辑部”的几位“作家”在盒子车法院中表现出来的敏捷才思、滔滔雄辩，竟使得安然过关；张明一伙专靠敲诈宾馆嫖客为生等等均在人性薄弱处游离生存。
 精神和物质的无所寄托，蔑视一切正统的观念、道德、行为规范，在别人的弱点中获取生存的机会等等，正是王朔赋予他笔下人物的个性内涵。他们肆无忌惮的叫嚷着“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口号，踩着精神和物质的规范，走进了王朔的小说世界，走进了读者的视线。
 三、流氓的成因
 一般说来，古往今来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不外乎精神和物质的追求满足。尽管有些人更加侧重前者或后者，但他们喜忧哀乐终究离不开精神和物质的予夺、得失。他们害怕、畏惧、不能经受的既是精神和物质的被剥夺和失去。但王朔笔下的人物却在他们“流氓”的外壳下游离于其外。这种无所畏惧的特性是与他们的生活经历紧密相联的。
 1、“十年文革”对他们青春的荒废，理想失落
 王朔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的京城军官和市民的了弟。他们大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度过了自由放纵、社会动乱无章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无羁性，乌托邦的理想主义和优越感是文革十年岁月留给他们的精神“遗物”。文革结束后，社会逐步走向正规化，知识和能力在社会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对他们来说，由于童年、少年时代的虚度，这种变化意味着他们理想与现实的双重幻灭。他们推动了曾经拥有的优越感和无拘无束的生活，在现实面前感到无法适应。同时，青春梦想的破灭使他们感到深深的失落和绝望。文革不仅荒废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并且麻醉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不愿也不敢进入八十年代的现实生活，而情愿在有着无限悔恨失望，但却在对过去有着放纵自由和梦幻的回忆中沉迷自己。他们虽然生活上进入了文革后的现实环境，但在文化心理上却还有很大程度的停留在六七十年代文革岁月中。于是他们用蔑视嘲讽的态度，对社会现有秩序和与他们的文化心理相背离的试图束缚他们的一切正统思想进行了反叛和抗击。
 2、现实中的失意和无力
 中国人的文化、思想由于主要受儒、道、释及西方思想的复杂影响而呈多样化状态，但其正统的人生价值观总体上是重意义、重价值，注重对精神和理想的弘扬。
 王朔笔下的人物所表现出来的人生价值观却大相径庭。他们无力改变现实又无力创造未来，于是他们强烈不满现实中的一切，但同时存在着的巨大的无力感和虚弱感也困扰着他们。对未来，他们有一种如同对一去不复返的过去一样的悲哀和无奈。而青春时代留给他们的优越意识和空虚感又使他们心理学生，难以迈开向现实挑战和进取的步伐，于是他们看不到生活的意义和理想的位置，也找不到生活的前途和方向，但又不甘心过平常人的生活。于是他们沉迷于对过去的回忆中，或者借嘲讽现实和放纵现实以缓解自己心灵的压力与痛苦。他们的观念是错位的，无法与现实生活对上号。
 这些人处在时代的政治、经济及所有观念的转变中，现实的挫折无力、标的和他们过去遗留的放纵自由相激撞，形成了他们内心一种发泄的、虚无的玩世不恭。
 “就像笼罩在雾里，自己也看不清自己的面目了……少了一块东西，你拼不出你自己的形象了……再也没有比对自己有个透彻的了解更重要的事了。”（《玩的就是心跳》这是方言的迷惘。
 “我与人们之间本质上的差别是这样的大，以至我担心我那副平庸的面孔已遮掩不住我的非人”，（《橡皮人》）这是橡皮人“我”的恐惧。
 这是一群精神上的流浪儿，他们时刻不停追寻精神的主心，灵魂的寄托，但在现实与心灵之间他们无法找到能沟通两者的东西。他们只有疯狂的消耗着自己的体力，消磨着甚至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愿望。寄生在时光里，被默默行走着的时间指针拖的疲惫不堪。他们只有用各式各样的玩来把时间的表格一张张的爬满。他们常常在夜里大汗淋漓的醒来，头脑空白的瞪着天花板。他们的症状不断：记忆丧失，肌无力性疾病，橡皮人，痴人……这些现象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他们心理的压抑、扭曲、及不健康的痛楚。
 尽管他们深知并且怨叹自己知识上的不足，但面对这种不足他们不是去努力获取知识来弥补改善，而是用一种怨愤来嘲讽和攻击知识和拥有知识的人。
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方面源于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虚伪性的厌弃，对正统知识分子劣根性的反感，而更主要的是缘于他们对自身失落感的拼命掩盖，他们想借攻击他人所得的虚荣来掩饰自己的无力和自卑感。他们一方面牢牢的抓住过去，试图通过对过去生活的怀念与沉迷来阻止现实，抵御现实的失落；另一方面则想通过拼命抓住现实，借生理器官的满足和物质刺激来填补现实失落的心理空虚。张明精确地概括自己：“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不是，每道菜夹一筷子。”（《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王朔笔下的人物无一例外的对他们放纵与骄傲的过去津津乐道，其态度，情感都与他们面对现实时的消沉无奈完全不同。他们怀疑生活，怀疑理想以至失去理想，充满绝望的疯狂消费和反抗正统成为了他们用来对抗怀疑和虚无的精神武器，更是他们抵御理想失落之后中的绝望心灵和逃避现实时代氛围的工具。
 王朔笔下的人物尽管蔑视、反叛几乎所有的传统标准，他们没有追求，没有希望，不害怕物质和精神上的失去，但他们对“爱”的情感是复杂的，“爱”是一块他们经受不住的能显示出他们真性情的天地。
 王朔说：“我作品中的人物都是精神流浪式的，这种人的精神也需要一个立足点，他可以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但总得有个时刻是真的。我选择了爱情作为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在什么更值得真实起来。”③
 他作品中的人物们在内心底层渴求着爱情，但他们更多的表现却是惧怕，逃避。因为爱是一件容易使他们重新激发希望与追求的东西。精神没有家园的人，不怕在垃圾堆里辛苦地觅食；不怕担心吊胆的去填饱肚皮；不怕冒险、流血和搏斗，但他们性安静下来，怕看见一抹娴静的夕阳，怕看见蔚蓝的天空下的一缕炊烟，怕看见一切能让人心灵平静的东西。而如果拥有了爱，就会迫使他们从麻木的心态中把心安静下来，去思考，去感受，因而陷入了一种因清醒而沉重的面对现实的痛苦中去。因此他们总是极力地、下意识地避开这种东西。
 张明独白：“‘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时常把他挂在嘴边，那不过是像说屁一样顺口。”（《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真的是这样吗？张明其实是不敢走入自己内心深处去省察自己，事实上他对吴迪的爱深长而炽烈的，但他的表现却恰恰相反……也许那不仅仅只是爱，而更是一种对自己能否拥有纯洁感情的疑惑和恐惧。为了掩饰、逃避，他只有嘲弄，只有毁灭。于是爱情和流氓以同样真挚的面孔出现在王朔的作品中，爱是他们害怕，恐惧，不能经受的一处禁地。它使王朔笔下的人物们具有了人类所共有的东西，“爱”使人们看到他们身上依然显示着人性的光芒，它给人以希望。
（二） 王朔笔下人物的现实意义
 随着王朔的《顽主》、《空中小姐》、《动物凶猛》等等一系列作品的出版，及1988年影视上成为“王朔年”以来，王朔的作品拥有了大量的读者。“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你爸爸”、“给我顶住”、“玩的就是心跳”、“你不是一个俗人”等等王朔作品中语言被一代人熟悉并频繁使用，随处可闻。王朔也成为了十大畅销书作家之一。王朔的作品在中国“火”了
 王朔作品的“火”其原因主要是其笔下人物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
 首先，王朔笔下人物起源与社会，是时代的产物。
 五四时期，封建的格局被打破，“十年文化大革命”又使得人们对当时所信仰的马列、毛泽东思想产生了一定的怀疑和动摇，由于新文化建构未能最终完成，新文化标准未明确建立，各种各样的矛盾及至完全相悖的思想，传统的、五四的、西方的、中国的、最腐朽的与最现代的、最保守的与最激进的，同时在中国大地上拥有自己的地位。于是，在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上，当代中国社会都没有一个基本稳定的标准与准则，人们各行其是，各言其说。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狂乱之后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改革开放进入商品社会之初，这一特征体现的更为明显。人们对各种思潮都充满怀疑，对各种标准都心存疑问。
 正如青年美术评论家胡村说：“他们既不相信战统治地位的意识系统，也不相信以对抗的形式建构新意义的努力。……而无聊感，既是泼皮群用以消解所有意识枷锁的最有力的办法。而且，当现实无法提供给他们新的精神背景时，无意义的意义，就成为他们赋予生存和艺术新意义的最无奈的方法和作为自我拯救的最好途径。”⑤
 在这样的一个充满现实的困惑和无所依赖的迷惘的社会里，人们在价值观念既是自信的又是迷惘的，当否定某些过时的，陈腐的价值时，他们是勇敢和自信的。当寻求的一个人或群体应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价值时，却是迷惘以至迷误的。王朔曾说：“旧价值旧标准旧信仰崩溃之后，在废墟上重建价值标准，这个重建是怎样重建？”⑥就在这时，他向读者展示出了一批精神无所寄托的“流氓”形象。
 第二、王朔笔下的人物存在于社会，并道出了“人人胸中所有，个个笔下所无”的人们的某些心理话。
 五四时期传统思想的摧毁，文革对“正统”的马列毛信仰的动摇，“拜金主义”随着商品社会大潮的入侵，使得人们信仰虚无，价值标准动摇，精神失去了支撑点。人性的光芒与理想主义的家园无时不刻不在被腐蚀和毁灭。而生活在二十世纪末重重文明与道德政治围城中的人们又不甘心或不敢轻易堕落，他们努力生活，却在生活中迷失了自己。
 王朔的小说“把中国人的生活状态，那点本性原汁原味的呈现出来”，⑦“写出了中国人的生存真相”。⑧王朔笔下的“流氓”形象并不是新时代的新人形象，也不是“多余的人”，而是那个时代充满传统惰性的大众，是这个大众自身的内心形象，至少是他们内心隐藏的一面。
 他说出了大众的“心里话”，让大众在内心深处都能看到自己真实的影子，从而感到痛快和舒坦。觉得过动物式的生活其实也没什么，没有理想更轻松，没有痛苦没有压力。认为这种生活态度自有一种超脱放达的魅力，有如老庄和禅的高超洒脱。这是一种悠久文化传统的心理积淀，它使最有智慧、最深刻、最有个性的中国人都面临一种“什么都不在乎却无路可走”的绝境，使人们看到只要稍微松懈一下自己对人生理想的追求、社会正统思想观念的束缚，就会不由自主且心神愉快的加入王朔笔下的人物这一类型的行列中去。
 王朔重视对人物精神状态，心理状态的客观显示，尽管他笔下的人物均是抱着一种轻蔑的嘲讽态度，但正如“老霞”所说：“他锐利的刺中了中国人生存的要害，……像半夜里一块石头‘哗’地打碎玻璃，使熟睡的人一下警醒。”⑨
他笔下人物的出现给诸多徘徊在高尚与卑微、清纯与浑浊、美好与丑陋之间的所有意志观念虚无或不够坚定的人们透了一口气。正是所谓道出了“人人胸中所有，个个笔下的所无”的最真切的东西。所以，王朔“火”了。

参考文献：
文中摘抄王朔作品内容均摘自《王朔文集》
①　《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12页。
②　王朔著《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79页。
③　同上第82页
④　《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年1月刊，第189页
⑤　转摘刘志锋主编《痞子英雄——王朔再批判》
⑥　老霞·王朔合著《美人赠我蒙汗药》，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8月出版，第11页
⑦、⑧、⑨　分别同上第31页，第32页，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