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中的爱情诗看当时的婚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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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是中华民族三千年文学史的光辉起点，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歌之一，同时也是反映上古社会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三百零五篇，它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即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距离现今有二千五百多年以上。其中《风》部分，一般认为大都是民间诗歌，不少篇章揭露了当时政治的黑暗和混乱，贵族统治集团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此外，对人民的劳动和爱情生活也有所反映。《雅》、《颂》一般认为大都出于统治阶级之手，以歌颂忽然维护其统治为基本倾向。诗篇的形式以四言为主，普通运用赋、比、兴的手法，其优秀篇章，描写生动，语言朴素优美，音节自然和谐，富有艺术感染力。《诗经》对中国二千多年的文学发展有深广的影响，它鲜明生动地反映了五百多年间广阔的社会生活，艺术成就也很高。成为我国上古最可靠的史料之一和最可宝贵的文学遗产之一。
《诗经》产生的西周到春秋的时候，正是社会的过渡阶段，各种矛盾激烈。袁枚在《诗经译注》引言中说道：“西周的奴隶制和春秋中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阶段。充满着阶级矛盾——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各诸候国，各种族之间的矛盾与争战侵吞；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分化出来的下层知识分子与大贵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这就是时代背景。”[1]《诗经家义集疏》云：“古者圣王在上，君子在位，役不逾时，不失佳会，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及周道衰微，礼义废驰，强凌弱，众暴寡，万民骚动，百姓愁苦，男怨于外，女伤于内，内外无主。内迫情性，外逼无礼，叹伤所说，而不逢时，于是援琴而歌。”可见，当时君不在其位，民无安宁日，礼义废弛。人们以歌抒发内心的痛苦悲伤之时，也有更多是对周以前美好爱情幸福婚姻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以歌抒发男女相亲相爱、幽会密约的美好生活，这类诗歌主要表现在国风部分。
正因如此，风、雅、颂中以国风部分最为重要，价值最高，国风中的作品都是抒请诗，大部分是民间歌谣，也有一些是贵族诗作。朱熹《诗集传》说：“国者，诸候所封之域；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他又在《楚辞集注》中说：“《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2]今人多从朱子这一说。国风以其多样的主题，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欢愉、忧愁、痛苦和愤怒的情感，展现了周代社会生活绚丽多彩的风俗画面，情歌在国风部分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不仅在数量上占优势，而且有很多出色的名篇佳作，大多都真挚感人。
《诗经》开篇便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浪漫的爱情诗。这样的安排，足以说明情歌在《诗经》中地位的如何，爱情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感情，突出了爱情婚姻生活题材的重要性。《关睢》描写一个男子在河边遇到一位正在采摘荇菜的美丽姑娘，极为爱慕，思求不已，以至夜不能寐，辗转反侧，并想象迎娶姑娘成亲后的美好生活。这样淳朴健康，优美动人的作品还有许多。如：《静女》、《木瓜》、《谷风》等诗歌更表现得哀婉凄切、缠绵悱恻。同时表现他们爱情婚姻的不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婚姻制度问题。
这些反映爱情的诗歌，表现青年男女对幸福美满爱情的大胆追求，感情诚挚、语言优美生动，多年以来深受人们喜爱。《诗经》中也有不少悲怨愤激之歌，都是反映妇女在婚姻上的痛苦遭遇。她们的悲剧在两千多年来的封建社会，具有普遍意义，他们这种在婚姻上是美满幸福，还是痛苦悲伤，正是和当时的婚姻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下面将其分类概述。
一、男权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
东周以前，人们实行的是群婚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出现便形成了一夫一妻制。按恩格斯的观点：“一夫一妻的家族其基础是建筑在男子权力上面。家庭的结构始终是和社会结构相适应而存在的。”又指出：“家庭是指属于一个人的全体奴隶。这些奴隶和仆人用劳动维持家庭生活，共同处于家长（父权）统治之下，妻子不过是其中一员。”马克思也指出：“家庭在萌芽时，它以缩影的形式包含了一切的对抗，这些对抗后来在社会及其国家中广泛地发展起来。父权一旦确立，他们为了自己的财产得到合法的继承人，需要结婚生子，为保持纯种子孙，对女子独占，就要求妻子绝对忠贞；另一方面，男子为了无限满足自己的性欲，又过着多妻制的生活。这样的男权至上，对于女性的平等、自由，婚姻的幸福是一种扼杀和摧残。
“未见君子，惄如调饥”。（《周南·汝坟》）
“耿耿不寐，如有隐忧。”（《邶风·柏舟》）
“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心之忧矣，之子无带。心之忧矣，之子无服。”（《卫风·有狐》）
“愿言思伯，甘心首疾。愿言思伯，使我心痗。”（《卫风·伯兮》）
描写丈夫身居外乡，自己独守空房。并且还要维持家务、奉养父母。遵礼守节，忠贞不渝。然而仍有“既见君子，不我遐弃”的担心和感叹。如此孝敬、忠贞、娴淑的妻子。却仍担心被自己心爱的丈夫所遗弃，这只能说明当时妇女地位的低下。《氓》和《谷风》则充满了对负心人的控诉怨恨和责难。《谷风》中那位妇女初来夫家时的贫困和经过辛勤劳动而逐渐富裕完全符合当时“三不出”中的“前贫后富贵不去”。[4]然而，结果恰恰相反。《氓》以一个普通妇女的口吻叙述自己从恋爱、结婚和婚后被虐被弃的遭遇，回到家中，不但不被兄弟所同情和理解，反而“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只能告诫后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这都充分说明男权统治下的婚姻制给妇女带来的悲剧命运。
“无我恶兮，不jie故也。无我丑兮，不jie好也。” （《郑风·遵大路》）
一位女子被绝情的丈夫抛弃于路上，苦苦哀求自己丈夫，希望其能够回心转意，记在旧情怜惜自己。这样凄惨悲伤的场面，无一不为其流下同情之泪。更痛恨男权至上的婚姻制度。
私有制的形成和男子在经济上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夫权的坚固基础。丈夫高居于统治者地位，主宰生杀大权。女子已变成了生孩子的工具，这样的婚姻虽说是对女性的摧残，然而关系却较之以前相对稳定。这种婚姻组合的目的不外乎三种：一是满足人的性欲；二是繁衍后代，维持人类的存在和发展；三是修两性之好，加强社会组织的联系。[5]《礼记·昏义》：“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这样的婚姻目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男女的自由恋爱、情投意合，通常只有丈夫可以离弃妻子，离婚是男人的特权，女子成为男人可以随意处置的财产。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男子在经济地位上的绝对优势，妇女首先在家庭内部成了奴隶压迫的对象。正如倍倍尔所说：“妇女是最先做奴隶的人类。”[6]
妇女不仅在家庭内部处于从属奴隶的地位，在社会宗法制下仍是地位低微。东周到春秋前后几千年的奴隶统治，妇女则进入世界历史意义的悲剧阶段，妇女失去其原有的崇高地位。周代为了巩固奴隶制的统治秩序，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宗法制度，宗法制度下实行男权继承制，无论是政权和家业都是父子相继。男子不仅是国家的统治者，也是家庭的统治者，这样势必形成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思想。女子一生下来就受到社会和家庭轻视。《诗经·小雅·斯干》最后两段写得最露骨：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喤喤，朱带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贻罹。”
由此可见，无论是从妇女自身条件在家庭中的从属，还是社会观念，都决定了女子在当时地位的低下。而父权确立之后，男子的权力被推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仪礼》曰：“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说文解字》：“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这足以说明父权的至高无上。正好与《尔雅》上释“妇”的说法“妇之言服也，服事于夫也”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样的条件下，婚姻对于女性来说根本无所谓自由恋爱、幸福婚姻，只能说是男权统治下婚姻制度的结果，是妇女婚姻的悲剧
二、家长媒官权衡的聘婚制
家长权衡实际上父权至上，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这一点我们在前一种婚姻制中已说及。据《礼记·昏义》所云：“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故聘婚必须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7]严格按照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8]的程序进行，不得自行新规。那将被认为是不遵守“礼法”。从“六礼”中，我们不难看出，无一项不是父母媒人操办，完全没有青年男女自由恋爱，民主婚姻的可能性。一切都由父母媒人而决定，自己仅仅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有一点自主选择的权利。
“匪我衍期，子无良媒。”（《卫风·氓》）
“母也天只，不谅人只！”（《鄘风·柏舟》）
“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谓也。”（《郑风·将仲子》）
“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齐风·南山》）
“娶妻如何，匪媒不得。”（《幽风·伐柯》）
以上都是《诗经》中反映非“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不得的婚姻的诗。这些诗篇都是《诗经》中反映了青年男女在婚姻上受家长媒人所权限，充分表现他们婚姻的不幸，决定婚姻权利的不是自己，而是权力至高无上的家长及媒官，这样的婚姻无所谓民主自由，更无所谓幸福，与其说是婚姻的结合，不如说是痛苦灾难的开端。人都有七情六欲，这样结合的婚姻，是对女性追求自由幸福婚姻的摧残扼杀。
家长的权力虽然至高无上，但在婚姻结合的过程中，媒氏也起着举足轻重作用。媒，古通谋，《说文》：“媒，谋二姓之好也。”[9]媒之初生，就秉承一种神圣的职务，除了谋合两性之好以外，还有证婚人的作用。作为统治者，关怀民瘼的角度和繁衍族类以固邦畿的需要看，当时也是重视男婚女嫁，繁殖人口，以扩兵源和增加劳动力（特别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所以，任何时候都把人口作为经济政治乃至外交的重要内容作全面的考虑。甚至：“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可见社会需要男女婚配之迫切性，而《周礼·地官司徒·媒氏》更是可见一斑：
“媒氏，掌万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书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且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书之……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其附于刑者归之于士。”[10]这里所说的媒官非比后世民间的私媒，只管二姓之合婚配，是有很大职权的。他掌握“万民之判”，这俨然是执行国家婚姻法的民政局长。什么都管到了，这简直是二千多年前的一部《婚姻法》。因而，古代婚姻的结合，不仅父母权力的至高无上，媒官更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者。在《齐风·南山》：
“娶妻如这何？必告父母。
…………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
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把媒人的作用夸张到像砍柴时的斧子一样，是缺少不了的必要条件。《礼记·曲礼》也说：“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媒之初是受人崇敬的，做了许多维护婚姻正途客观介绍男女两人两家的情况的事。“皆采德义之门，妙简贞闲之女”各得其家室，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知，青年男女的婚姻命运完全由家长媒人来权衡，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青年男女双方，特别对女性更为明显、完全没有从婚姻的实际意义上考虑。婚姻不是青年男女恋爱的结合，而完全是履行家长的意愿和尽社会的义务，这种家长权衡的婚姻造成悲剧是必然的，也是不可取的，这不仅是婚姻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三、自由恋爱自主婚姻
《诗经》中表现男女自由恋爱的诗非常多，开篇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优美恬静脍灸人口的爱情诗。它们反映了那个时代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充满坦诚真挚的情感，和要求自主婚姻的强烈愿望。
结婚是成年男女一种生理上的自然要求，正如与孟子同时的告子所说：“食色性也”。这是先天本能的要求，动物也具备这种性能，所不同的是人类的结婚目的更有其后天的文化价值。我国古代婚姻具有封建制度的特点，依据典籍所载及后儒衍绎，可分为三种：一曰祭祀，二曰继嗣，三曰内助。[11]唯一没有说出“爱情”这一现代的婚姻目的。其实，只是没有说而已，早在几千年前的《诗经》中早有体现。其中描写自由恋爱，幽期密会，相思相悦，情投意合，幸福婚姻的诗很多，可以说是最多。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周南·关雎》）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这是婚姻的真正目的，应是先有“君子好逑”，后才“宜其室家”，才能情投意合，两情相悦，才是充满人性化的自由民主的婚姻。“幸福的婚姻需要情投意合，不是男权至上对女子的占有，也不是家长媒人的安排。”[12]而是男女的自由恋爱彼此相知相识。因而幽期密会，共同劳作便成了当时年青人们的交往方式。他们通过交往互赠礼物，以示爱慕，以身相许。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
匪女之为美，美人所贻。”（《邶风·静女》）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
《静女》则表现幽会时的急躁而搔首徘徊，即对美人赠物的爱不释手。《木瓜》则是情人互赠礼物，以此表达彼此的爱意以生相许，像这样的诗还有如《野有蔓草》、《蒹葭》等。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
“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郑风·风雨》）
“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郑风·子衿》）
则把相思之苦表现得如怨如诉，深挚缠绵，也被后来广大学者所借鉴。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虽则如云，匪我思存。
缟衣綦巾，聊乐我员。”（《郑风·出其东门》）
“谷则异室，死则同穴。谓予不言，有如皦日。”（《王风·大车》）
“人涉卬否，卬须我友。”（《邶风·匏有苦叶》）
这种真挚强烈的感情，“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的忠贞不渝的婚姻追求，是爱情生活的最高境界。这种淳朴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诗歌，在时并没有得到推广，仅仅把它当成教化统治的工具。一些青年男女为了实现美好的爱情婚姻生活，竟不惜背上“不守礼法”、“弃女”、“淫童”的“罪名”。出现了以逃婚、抗婚、私奔的方式来反对婚姻的不民主，争取自由、幸福的婚姻。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鄘风·桑中》）
“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讼？虽速我讼，亦不女从！”（《召南·行露》）
这种对家长权衡婚姻的不满，为了追求恋爱自由，婚姻自主，不畏强权，勇敢、坚决、刚强、果断追求幸福婚姻的精神，值得后人所赞佩。可见，当时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婚姻，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种自由恋爱、自主婚姻，即使在和平发展的今天，仍是人们永恒不变的追求，对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
上述的三种婚姻制：男权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家长权衡的聘婚制，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是《诗经》中爱情诗所反映的主要婚姻制度，这三种婚姻制反映了当时广泛的社会现实，再现了周王朝时代人民的生活环境与心理状态。男权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和家长权衡的聘婚制，完全是周时代统治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不断满足其性欲望。我们说男权统治下的一夫一妻制是对女性自由的一种禁锢，那么家长权衡的聘婚制则是强加于女性的精神枷锁。这样的婚姻都是以牺牲女性来满足男人的统治和性欲。这种婚姻制在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三从四德”便是其最好的体现。还有如“无孝有三，无后为大”、“男尊女卑”的思想，没有科学依据，也极为荒唐的，但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婚姻的幸福。
自由恋爱，自主婚姻，是人们历来所向往和推崇的，也只这样的婚姻才能幸福美满，这样的婚姻在周王朝时，虽然很大程度上都无法实现，受到统治者的种种限制和压迫。但是《诗经》中反映这种婚姻制的诗歌又最多，而这些诗绝大多又来自民间的口头创作，这足以说明当时人们不满于统治者的婚姻禁锢，同时对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憧憬和追求。有时，他们更是为了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幸福的婚姻而抗婚、逃婚、私奔等。有的甚至不惜牺牲生命，以此作为对统治者的反抗，这样的方式虽不能与强大的统治阶级相抗衡，也改变不了当时的婚姻制度。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很值得钦佩和赞扬。另外，还有一些如抢婚制，一夫多妻制、抗婚、逃婚等都不在此之列，也就不过多赘述。
另外，《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里面记载的诗歌并非一时一地之作，而我们从这些爱情诗中也可以看出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民间的风俗是不同的。对于一些诗歌的具体年代我们不甚清楚，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来看，古代的婚姻恋爱的风俗应该是一个由开放到保守的过程，各个诸侯国和不同的地区风俗也有所差异。如评注者常说“郑声淫”，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其实只不过郑国的诗歌多是大胆表露男女之情的诗歌，只是更大胆更热烈而已。
　　而从《褰裳》到《将仲子》，同为《郑风》又可以看到有所差别，前者更加开放，后者却顾虑重重，这也许是因为时间不同，也许是因为作者身份不同，但总体来看，当时的婚姻制度并非如后来封建时期有严格的规定，较之封建时期还是相对自由的。
众所周知，《诗经》中描写男女恋情的诗最多，人们都讴歌自己的爱情，歌颂爱情的纯情与勇敢，咏叹爱情的憧憬与希望，叹息爱情所遭爱的种种阻力扼杀。这些健康美好的爱情诗给我们再现了周王朝时代人民的生活环境与心理状态，同时也反映了那时代的婚姻制度，一段历史正好映了一个时代的现实。《诗经》中的爱情诗为我们记录下了中国古代人们美好的爱情生活，也为我们研究古代的风俗历史提供了宝贵的材料。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也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其中几多甘甜，几多辛酸；而《诗经》用人民纯朴的语言酿造了古代先人们生活中美妙的酒浆
《诗经》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仅就婚姻一问题作了简单论述，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研究。
注释：
[1] 袁枚《诗经译注·引言》，齐鲁书社1980年12月版。
[2] 陈子展撰述《诗经直解代序》范祥雍，杜月村校阅，复旦大学出版社。
[3] 袁枚《诗经译注·引言》，齐鲁书社1980年12月版。
[4] 徐杰舜、周耀明著《汉族风俗文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5] 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
[6] 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外文出版社。
[7] 《孟子·滕文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
[8][9][10][11] 汪玢玲著《中国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版。
[12] 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史·原始社会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8月版。
参考文献：
[1] 周振甫《诗经译注》，中华书局，2003年7月版。
[3] 华章主编《古诗源·白话诗经传》，哈尔滨出版社社，1998年11月版。
[4] 周耀明，徐杰舜著《汉史风俗文化史纲》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1月第2版。
[5] 汪玢玲著《中国婚婚姻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版。
[6]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一卷》，1999年8月版。
[7] 陈高华、徐吉军主编《中国风俗通始、原始社会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1月版。
[8] 康正果著《风骚与绝情》，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版。
[9] 吕恢文译注《诗经·国风今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9月版。
[10] 陈子展撰述，范祥雍，杜月校阅《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
[11] 袁枚《诗经译注·国风部分》，齐鲁书社，1980年12月版。
[12] 方玉润撰，李先耕点校《诗经原始》，中华书局出版社，1986年2月版。
[13] 蒋立甫《诗经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1月版。
[14] 《中国古代诗歌十二诗，第一讲·先秦诗歌上》，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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