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王维山水诗
王维(701—761)保留下来的诗有400多首。他的山水田园诗主要是写他隐居终南、辋川的闲适生活和山水风光。王诗艺术成就很高。无论是雄奇壮阔的景象,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是细致入微的自然物态,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他都能以对大自然敏锐的感受,抓住自然的色彩、声音和动态,或素描,或刻画,挥洒自如,意境独到。古人概括王诗艺术特色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诗取景颇具画家的匠心,而且画面色彩常映衬得浓淡相宜,这在他的《辋川集》中有集中的体现。王诗语言清新凝炼,朴素中见华采。诗佛王维,过去被一些史家判定为消极隐世诗人。说他归隐以后的作品,在闲静孤寂的景物中流露了对现实非常冷漠的心情。而对他的《夏日青龙寺谒操禅师》、《谒璿上人》等诗作,更是不屑一提,一笔涂为黑色。对他后期的山水田园诗,又认为与现实生活绝缘,“萎弱少骨气”,不足称道。 我以为对古人的评价,还是客观一些为好。李、杜而外,王维诗是盛唐诗歌的另一大宗。他是杰出的画家,且长于音乐。三者融汇贯通,便有了王维融绘画、音乐之理于其内的杰出的山水田园诗。他观察自然景物之精细,描摹山水田园之精彩准确与鲜亮,堪称盛唐一绝。王维的诗,既有陶诗浑融完整的意境,又有谢诗精工刻画的描写。苏轼叹曰:“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一个“味”字,道尽了王维诗作之神韵。 王维有着绝妙的描写自然景物的才能。他的前期诗作,如《宿郑州》、《齐州送祖三》已不乏佳句。以后《使至塞上》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更是传为千古绝唱。这种才能,到了晚期更见锋芒,如《渭川田家》: 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 野老念牧童,倚仗候荆扉。 雉邭麦苗秀,蚕眠桑叶稀。 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 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 读来恬静幽雅,眼前即刻便是一幅幅画卷。其他诸多诗篇,或写秋色平原,或写乡间薄暮,或观赏流水行云,或凝望远山天寒,无不传神精巧,静动相联,令人赏心悦目,得到一种美的陶冶和享受。《渭城曲》中“渭城朝雨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自不必说,《送沈子福归江东》把对朋友惜别的心情,喻作遮拦不住的江南江北的春色,想象之丰富新鲜,令人钦佩不已。再如《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写空山雨后的秋凉,松间明月的清光,石上清泉的声音;写浣纱归来的女孩子们在竹林里的笑声;写小渔船缓缓穿过荷花的情态;真个是情景交融,诗画映衬,妙不可言。 王维之所以名传千古,成就正在于他的山水田园诗。史家称赞他的《老将行》、《少年行》、《从军行》、《燕支行》之类,大抵是从爱国怜民的角度去考虑了。比如《老将行》,掉了那么多的书袋,读来远不及他的山水诗明快清丽。作为文人,能清醒地依据自己的教养素质而充分地发挥自己的长处,实在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王维的诗歌,尤其是他的田园山水诗,的确写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美誉。在这些作品中,有许多诗也的确含有“禅”。王维信佛,《旧唐书》本传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荣”的时代,士大夫学佛佞佛风气极盛,加之王维受虔诚佛教徒母亲的影响,中年时便成为一个笃诚的学佛者。 在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中,有许多的确寓含了一种禅意,但这种禅意的表现不是如上一类的纯粹的佛理说教,而是写出了一个蕴含禅理趣味的优美的意境。明代胡应麟说:“太白五言绝句,自是天仙口语,右丞却入禅宗。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深涧中’。‘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不谓声律之中,有些妙诠。”〔1 〕《鸟鸣涧》一诗刻划了一个极其幽静的境界:客观世界是夜静山空,主观世界是清闲无为,桂花悄然飘落,境地是何等的空寂!进而“月出惊山鸟”,更微妙地点缀出夜中山谷的万籁无声,反衬出广大夜空的无比沉寂。该诗重要的是写出了人心的“静”境,似乎寓托了这个“人”的佛教寂灭思想的信仰。《辛夷坞》所描写的是辛夷花初开,尽管很美,但由于生长在绝无人迹的山涧旁,这里与尘世的喧嚣恰恰相反,只有一片自然的静寂,所以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自开自落,没有生的喜悦,没有死的悲哀,而诗人也似乎忘掉了自己的存在,与辛夷花合为一体,不伤其凋落,又不喜其开放。这二首诗不管其思想内容怎样,但其艺术境界都是非常美的,而这种美的创造极大成分上借助了佛教的理趣。我们再看另一首诗《鹿岩》:“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是王维晚年所作《辋川集》中的另一首名作,同样是描写一个空明寂静的意境。诗中所表现的清静虚空的心境,正是禅宗所提倡的。王维对佛教各宗各派持有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禅宗。他母亲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大照即北宗神秀的弟子,这对他早年的思想不可能没有影响。四十岁左右时,他又遇到南宗慧能的弟子神会,接受了神会的南宗心要。禅宗是中国人自己的哲学,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强调“对境无心”、“无住为本”。也就是对一切境遇不生忧喜悲乐之情,不尘不染,心念不起。王维以禅宗的态度来对待人世社会的一切,使自己有一种恬静的心境,进而把这种心境融入自己的诗中,使诗歌显耀出禅光佛影,如果拿《维摩经·佛国品》中“若菩萨欲得净土,当净其心。随其心净,则佛土净”一段话来诠释《鹿岩》,还是比较恰当的。 王维的山水诗,有佛教的禅趣,诗人特别爱描写那清寂空灵的山水田园,刻划恬静安宁的心境,这同他所信奉的佛教思想有一定的联系。但如果以一个纯粹的佛教徒来看待王维,认为那些入佛的诗歌全为纯粹的禅趣,那么,仔细考究这些具有禅趣的诗歌,却发现许多相忤之点。我们先看他的《竹里馆》:“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也是《辋川集》中的一首山水名作。诗人安于清冷的孤独,全诗给人以“清幽绝俗”感觉,这正和禅宗的“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无念为宗”〔2〕的思想相吻合。但仔细推敲、深究则发现并不完全是这样的。对此,张志岳先生有较精辟的见解: 当我们就本诗的景色、动态及其结合后构成的意境来寻绎、体味时,很容易想起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阮诗以清冷的自然景色为衬托来抒写对孤独的伤感和愤慨,可以说和《竹里馆》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乃至连“独坐”、“弹琴”、“明月”等词汇的运用,都如出一辙。……阮籍又善啸,而这恰好又和《竹里馆》的“长啸”联系起来了,一首二十个字的短诗,有这么多的类似之处,决非偶然。那么,联系阮籍的《咏怀》诗第一首来寻绎《竹里馆》中的伤感和激愤,其为不满现实政治而发,可以说是非常明确的了。 这种分析是很有见地的。诗中固然可以寻到一种禅的趣味,但更多的恐怕还是抒发自己不满现实的激愤之情。如果说对这首诗如此分析有臆测之嫌,那么《归辋川作》的“惆怅掩柴扉”、《归嵩山作》的“归来且闭关”、《春中田园作》的“惆怅思远客”、《渭川田家》的“怅然吟《式微》”等句子则明显可见他的愤懑和不能忘怀于世事。 再如他的《辋川集》中的第四首《鹿岩》,就诗中“返景入深林”所表现出来的景,本来是一种日暮黄昏的落日残照,如果说前二句有诗人“忘我忘情”的自得之乐,那么写到这里应该是乐极生悲了——夕阳西下、人生如梦!就佛教教义而言,人生如水月镜花,毫无留恋之处,只有证得佛界、登涅盘之彼岸,才是正道。可是,诗人不仅毫无穷途末路、人生如梦的伤感,也无对涅盘佛地的企望,反而写出了夕阳照耀下青苔呈现出一派无垠的生机。 王维生活的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对儒、释、道三教都加以利用,使三教之间既有矛盾斗争又互相融合。这种社会现实无疑地对王维有深刻的影响。受儒家的影响,从王维的积极用世以及大量诗作中可以明显看出,不必多加评述。这里着重探究的是他受道家影响的情况。对王维思想影响最大的不是道教,而是道家。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受老庄道家思想影响远远超过了其它各家的影响。就是儒家的老祖宗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后一句恐怕也属老庄思想的范畴。几千年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明:不是讲出世,就是积极入世,道家思想也是他们的思想内核一个重要部分,尽管外部表现形式多姿多样,但其实质是道家思想的衍化。佛教的传入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弘扬光大,就是因为佛教中国化了。然而这个中国化的一个主要契机就是道家思想的渗入,使之成为包含道家的佛教。台湾学者徐复观先生认为中国历代文人之隐逸者,以佛教未传入中国前,纯为道家思想所左右;佛教传入中国之后,许多隐逸文人表面上看是信奉佛教的,其实立身行事仍是受道家思想的支配〔3〕。以这样的观点来估价王维是较为恰当的。早年,王维不仅崇慕道教,而且还有一段学道求仙的经历〔4〕。 尽管他马上认识到了神仙之事是虚妄的,但是,道家思想的影响却愈为深固了。后来的佛教观也是在不自觉的受道家思想影响下而形成的“王维的佛”。综观几千年以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生活态度,无不体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一方面采取儒家所倡导的积极入世的生活态度;另一方面又采取道家返朴归真、清静无为的哲学思想。自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再参酌佛家的出世与空灵等禅理,并将三者融汇于一体,形成了中国知识分子亦儒、亦道、亦释而又非儒、非道、非释的特殊品性,而体现在现实的生活态度上,也无不是这样一种复合的反映。既追求建功立业、壮烈激昂的生活,又追求自然淡泊、清静无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终生励进的诗人,或者是积极用世的时候,都流露出对后者的追求。王维晚年所向往的“出世”,决不是无情的“厌世”,只不过是在人生道路上暂时摆脱一下名利的羁绊而已。也许是因仕途之坎坷和不尽人意,也许是经历安史之乱后对人生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当然也不排除长期受佛教的影响,一句话,他不只是单纯地沉迷于那种受权贵礼遇的繁华生活,他了悟到人生还有另一境界——“兴来每当往,胜事自知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变笑无还期”。(《终南别业》)于是,他踏入了人生的“摆脱名利,王维的诗歌创作,其思想倾向更多的还是庄子的道家精神。我们知道,集中地表现庄子的处世哲学思想是《逍遥游》及其它文章。《逍遥游》所描述的人生是作者认为理想的人生,而文中所极力描写的圣人、至人、神人正是作者所追求的最高人生境界的形象化。这些形象都是为了说明庄子“无己”思想的。《大宗师》中四说“古之真人”:一说忘怀于物;二说淡情寡欲;三说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四说天与人合一,都是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去欲返真,抛弃自“我”。怎样抛弃自“我”呢?庄子认为:要“吾丧我”,就必须遵循“心斋之法”、“坐忘之法”。“坐忘”是庄子关于精神修养的一个重要法则。何谓“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道。”(《齐物论》)如果我们以这样一些思想来诠释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包括上面用佛理分析的诗,恐怕比用佛教思想去诠释更为合理些。因为庄子所宣扬的思想与佛教思想有相吻合之处,所以在唐代就出现了“以佛解庄”的现象,道士成玄英《南华经注疏》又开了“以庄解佛”的先河。正如明代陆西星说:“南华,中国之佛经也”,两者“若合符节”。(《南华经副墨·则阳》)他们把庄子的修道和佛家的修禅互相沟通,“曰忘仁义,忘礼义,堕肢黜聪,心斋坐忌,则是庄子一段学问,如今所谓禅者流,大率类是。”王维思想中的“无己”、“坐忘”等道家意识,从他大量诗歌中可以看出来。比如“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戏赠张五弟湮三首》其三)“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折磨葵。”(《积雨辋川庄作》)均是慕道之意。这与成玄英“静是长生之本,躁是死灭之源”,司马承祯“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的主张是没有多少区别的。就是前面所谈到的富有禅意的山水诗中,都注重一个“静”字。佛有定慧参禅,道有坐忘修身,都要求“静坐忘己”,排除杂念,进入精神的虚寂境界。表面看来,二者的形式是一致的;可是,其目的却大不一样,佛家认为人生是苦海,修禅是为了断绝烦恼,并空天地,达到寂灭的境地,求得来世有个好的报应;而道家则根本不相信有来世,更不相信有因果报应,修道的目的是修身远祸,消除人的主观能动性,使自己顺应天命,合乎自然,为了求得今生精神上的逍遥自在。全面考察王维的山水诗,似乎找不到一个寂灭的意境,找不出求得来世有好报应的思想痕迹;相反,更多的是描写了自然的美好意境,抒发了今生获得精神上解脱? 闻一多、郭沫若都认为中国的艺术导源于庄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是在他的影响下而产生的。徐复观先生更进一步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显示出来的两个典型。而尤以《庄子》影响最大、最深远。《庄子》的艺术观点是独具一格的,其核心就是要求“自然”,取之于自然,塑造得自然。以王维《书事》一诗为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诗所描绘的画面也是一个“寂静空幽”的意境,在寂静的环境,寂静的心境下,尘世的喧嚣,生活的荣辱,恐怕都忘却了,只有那雨后的青苔,青翠欲滴,生意盎然。由于独坐之人万念俱息,连这青苔色也似有似无了,是青苔色欲上人衣来,还是人心欲在青苔色?自然妙趣,宛若天成!这样写闲适之趣,写得物之与我,浑然一体,无迹可寻,正是道家艺术主张的最完美的体现。以此去读王维的《辋川集》以至其它山水诗,无一不是这样的。朱自清说:“庄子提出的意念,影响后来的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都极其重大。……那“神”的意念和通过了《庄子》影响的那“妙”的意念,比起“温柔敦厚”的诗教来,应用的地方也许还要多些罢?”〔5〕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道家“神”的意念的影响,才使他的作品发出独特的光彩。 注释: 〔1〕《诗薮》内篇卷六 〔2〕见《忙经》 〔3〕《百家唐宋诗新话》第93页 〔4〕《终南山》:太已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 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 〔5〕《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册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