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性的颠覆与失落——张爱玲小说的母亲形象

母性的颠覆与失落——张爱玲小说的母亲形象

 张爱玲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孤岛”中崛起的一位文坛奇女子。她以其对人生、社会独到的观察、对人生的深刻解剖、对变态心理的深层剖示震惊了文坛。她的作品的基调是苍凉的、无爱的。在人类之爱中，母爱一直被视作最高尚、最神圣的情感。萨特夫人波伏娃认为，女人是雄性，而雌性机体又是完全适应并从属于母性的，“把女人同孩子联系起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独一无二的纽带。”①然而在张爱玲所描写的苍凉世界中，母亲头上的神圣光环再也发不出耀眼的光芒，母性被扭曲、被异化， 母爱充满虚伪与自私，母亲与子女之间有的只是利害关系，母亲并不真正关心儿女幸福，不仅利用、控制甚至嫉妒、破坏他们的幸福。正是这些，使张爱玲与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风格迥异。为什么在一个女性作家的笔下却呈现出这种“母性颠覆与失落”的现象呢？
一
 张爱玲四十年代的小说中所写到的母新形象有《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密秋儿太太，《心经》中的许太太，《花凋》中的郑夫人，《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连环套》中的霓爱，而以曹七巧最具有代表性。这些小说中的母亲与冰心笔下的母爱大相径庭。冰心作品中的母亲对儿女充满了自然之爱，那种母爱是任何观念也难以动摇的“天性之爱”。冰心把母爱作为解除世界上一切痛苦的工具， “劝说那些悬在天上人间的中段的青年，当感到人生虚无时，当在黑暗的现实中受到心灵的创伤时，可以用本能的、天性的、无条件的、血统的母爱来治疗，无助的青年向母亲倾诉；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母亲）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荫蔽？只有你（母亲）是我灵魂的安顿。”②而张爱玲小说中母亲给儿女的不是“灵魂的安顿”，不是无私的爱，而是一种折磨，一种变态的报复。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曹七巧把自己的不幸、对生活的仇恨宣泄在自己的儿女身上，她以疯狂的妒忌之心占有儿子，淫虐儿媳，嫉恨女儿，用或恶毒或简单的话语，巧妙的手腕，一一破坏了他们正常的生活，毁灭了他们的幸福，一点一点地掐死了他们的生活的能力，使整个家庭变成了一个爱的荒原。郑夫人在儿女川嫦生命垂危之际怕暴露自己的“私房”而不肯拿出钱来给儿女治病。许太太与儿女只是爱着同一个男人的两个女人。
 这一片片爱的荒原展示了存在于作家思想心理上的凄凉意识。这种凄凉与西方某些思想不无关系。弗洛伊德将人的本能分为“爱欲本能”和“死亡本能”。爱欲本能也是一种以求生为目的的“生存本能”；死亡本能是“以破坏为目的的攻击本能”。③死亡本能向外发泄成为攻击、征服、破坏的动力，向内变为自我毁灭的倾向。但是，弗洛伊德只是从纯生物学上看待两种固有的本能的二重性，弗洛姆发展了这一观点，考虑了社会因素的影响。他认为，最原始、最基本的生的本能构成了人的首要潜力，而死的本能只是一种次要的潜力。“如果存在生命的适宜条件，首要潜力就会得到发展，正像一粒种子在给定适宜的温度下就会生长一样”。④但如果没有适宜的条件，如果人缺少省的目标，就会产生死亡本能。而这生命的适宜条件是有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提供的。
 张爱玲对曹七巧从寻求生存、爱欲转向疯狂的变态心理过程剖析的透彻入骨。曹七巧本来是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她聪明，能干，又很活泼。哥哥曹大年贪图钱财把她嫁给了姜家残废的二少爷，原本要做姨太太，由于老太太的一念之善（一念之恶？）就当上了正奶奶。富有生命活力的七巧从自由的环境中进入到暮气沉沉的姜家无疑是一种折磨，而做正奶奶又加重了她的悲剧。出身低贱的曹七巧在姜家得不到应有的尊重：重视门第的婆婆、妯娌、小姑瞧不起她，不把她当人看，连下层的丫环也把她视为异物。三奶奶的陪嫁丫环凤箫说：“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家的小姐，我们那一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就连七巧的丫环小双都说：“龙生龙，凤生凤”。在丫头们的嘴里，七巧被“誉”为低三下四的人。要强的七巧决心做一个名副其实的贵妇，她压抑调整着自己的本性去迎合环境，使尽浑身解数。她讨好刚嫁过来的兰仙，想参与家庭事务。但在这个家庭中没有人拿她的话当回事，因此，奇巧始终只有在名分上被认可，在这家庭中，她实际只是一架服侍病人的机器。在这样努力的巴结、恼怒的发泄过程中，七巧原有的贴近人性的正面性格逐渐并完全扭变逆转为妆害人性的负面性格。更为重要的是，情欲和黄金欲对七巧的双重煎熬，使七巧失去了对幸福的追求，从而长生了疯狂的破坏欲。
 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来解释，性的欲望在现实中得不到满足必定受到压抑，不得不寻求他种出路，以迂回的道路、种种化装的方式——非常态的——来获取满足，从而导致癔病或强迫性精神病。前者“时常退化到主要以亲属为性的对象”，后者“爱的冲动化装成虐待的冲动。”⑤欲望愈是未曾在现实中得到实现，愈存在非分的幻想和难以自持的冲动。七巧一个死亡、枯萎的世界中，终日陪伴着没有生命的肉体，在畸形的夫妻关系禁锢中，从未享受过生命的快乐。超限的性压抑，更加刺激了她的性心理，使她的性欲不可抑制的表现出来。她以淫虐儿媳来获得变态的性满足，以全面的控制儿子——他生命中的第一个男人，而得到一种变态的发泄。“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不住——他娶亲了。”⑥在她眼里，儿媳夺走了她生命中唯一的一个男人，因而她加倍凌辱儿媳。她嫉妒女儿，女儿的婚姻不仅要带走她用青春和生命换来的金钱，而且女儿的恋爱对她是一种莫大的刺激，因此她极力破坏，最后虚设圈套，在漫不经心中用一句看似无意的谎言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女儿长安只能留下一个苍凉的手势。七巧因为压抑向外毁灭了女儿、儿子、儿媳的幸福，向内去毁灭了自己。这是怎样被扭曲的人格！变态的灵魂！
 张爱玲在深刻的心理剖析中解释非理性的欲望导致了母亲与子女间亲情的丧失、异化，而《花凋》中郑夫人的所作所为则是张爱玲对母亲形象在另一层面地阐述。最小的女儿川娥的病要用西药来治，而郑夫人暗自忖度着，若是自己拿钱给她买药，那是证明了自己有私房钱存着，最终郑夫人没有拿出钱，川娥死了。《倾城之恋》中白老太太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说出“个人有个人的难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虽然有人生凄凉的况味，但是用以对付一个回家的寡妇，也是太绝情了。茫然无助的白苏流领悟到“他所企求的母亲跟她自己的母亲根本就是两个人”。在那个年代里，母亲尚且不可靠，还有什么可靠的呢？张爱玲从人性被扭曲的角度，控诉了造成这种扭曲的罪恶的社会。
 二
 张爱玲在作品中表现颠覆，失落，变态的母爱之所以如此深刻，与她的身世有密切的关系。她出身于名门望族，为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伦都是清朝中重臣。她虽然出身于一个簪缨鼎食之家，然而，她的童年并不幸福，这对她以后的创作都造成了影响。有人批评张爱玲的小说“对人生光明没有正面的肯定”，“事实上我姊妹也别无选择。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遗老、遗少的家庭阴影中，见到、听到的，都是那些病态的人和病态的事。”⑦可以说，同年的梦靥是张爱玲创作的馈赠，她是那个时代的见证者和摄影者。
 张爱玲的家庭是一个奇异的组合，父亲是名门之后，具有典型的遗少作风，娶妻纳妾，吸食鸦片。她的母亲是受西方文化熏陶很深而又轻高孤傲的漂亮女子，崇尚西方文化，很厌恶她父亲的遗少的作风。这种旧习气与西方化组合起来的家庭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冲突了。张爱玲只有四岁时，母亲由于受不了旧家庭的陈腐习气而出洋留学，后来回来几次又走了，最终与丈夫从肉体到精神都遭到了难以形象的摧残。在被关押时，她渴望逃出牢笼，回到母亲身边，她要向母亲倾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她想象母亲用温暖的上手轻轻慰籍着女儿心上所结下的斑斑伤迹，她向往着到了新家庭，在母亲的保护下，她将自由的生活。后来，张爱玲终于逃出父亲的家庭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是，不久张爱玲感到，母亲的心理实际上不欢迎这苦命的女儿，她发现母亲“一直在怀疑是否值得所作的牺牲。”⑧母亲虽然待她比父亲好，但母亲在经济上窘迫。张爱玲在《童言无忌》中回忆道：“可是后来，在她的窘迫中三天两天伸手向她要钱，为她的脾气难着，为自己的望恩负义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孩子时代的张爱玲即使是在与母亲共同相处的时期，也就没有得到一般儿童所有的伴随他们长大的真诚的母爱”，⑨唯一表示母女之情的是在母亲睡醒时，把她抱在被上教她念唐诗、识方块字。
 创作就是“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实现了。”⑩童年的苦痛体验对张爱玲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这种体验造就了她的心理结构。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作家在儿童少年时代有着家庭生活的不幸，特别是失去母爱，母爱便从嫩弱的心灵中被残酷的剥夺，从而在精神上造就极大的伤害。但这失去的母爱，往往在作家富有诗意的想象中得到恢复。然而对于张爱玲却是例外，由于对母爱的渴求在现实中遭到沉重的打击，于是便彻底的折断了她幻想的翅膀，渗透在作品中则是一种否定性的人生观和苍凉无奈的人生感慨。张爱玲从小就很敏感，母爱的失落造成了她内心的巨大创伤，她一直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爱着母亲。在张爱玲后来的作品中找不到一个可亲的母亲形象，这与张爱玲没有母爱美好的情感记忆有很大关系。
 张爱玲在作品中表现出一种非正常的母爱，不仅有其身世的原因，还有教育上的原因。可是说张爱玲受的是西方教育，她就属于圣玛丽女校和香港大学，使她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张爱玲在创作上与同时的西方现代派作家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她十分推崇一战后活跃于英美文坛的毛姆、赫胥黎、奥尼尔扥小说家、戏剧家。这些作家受当时已产生广泛影响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在创造中强调非理性的一面。张爱玲受他们的影响，再加上自身的不幸，自觉地把东方的家族制度、伦理道德和西方的性心理巧妙的纠合在一起，已非理性、情欲解释人的悲剧，对人的变态心理作出深刻挖掘。
 三
 张爱玲的作品虽然不像矛盾、丁玲的作品那样与政治紧密相连，但她没有放松对造就这种人性的社会的思索，我们可以从作品中母爱的失落来发现张爱玲的用心。
 首先，张爱玲通过对母爱的失落、亲情的沦丧揭示造成人性扭曲、异化的时代和社会根源。张爱玲作品的背景是沪港洋场社会，这是一个新与旧、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性杂糅的社会。封建社会以社会地位、出身、门第来衡量个人的价值。在封建社会里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尊卑长幼等占主要地位，个人财产、金钱在封建社会并不占主要地位，只是个人社会地位的附属品。资本主义社会却不同，人的命运和权力靠金钱来衡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家庭关系上的温情面纱也被赤裸裸的金钱所代替。在金钱面前，封建的人伦、亲情关系变得苍白、空洞，在金钱的冲击下，传统的封建秩序也摇摇欲坠。张爱玲对她所生活的社会的观察是十分透彻的。“旧的东西在崩溃，新的在滋长。 但在时代的高潮到来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旧的封建腐朽文化在崩溃，但影响仍然存在，又遭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因此在这个时代生活的普通人带着封建伦理道德和资本主义文明的双重枷锁。
 曹七巧正是在封建性与资本主义杂糅的夹缝中欲求生存而不得。在麻油店家庭长大的七窍任性暴躁、要强、举止粗俗、出言不逊，有过青春的丰满，有过于肉店朝禄的打情骂俏。而出嫁后姜家的环境要求她在“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的封建环境中完成从一而终的道路。曹七巧偏有强烈固执的私念，甚至想在某种程度上维持自我，自主命运。她不满“死人气”的病痨丈夫转而寄情于小叔，渴求正常的生活，对金钱的追求又使她不敢大胆反抗。外在的实处的家庭境况和七巧本有的内在心态剧烈错位，她无力承受这双重的压抑而缪曲变形。弗洛姆认为：“人并非一定是邪恶的。邪恶本身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个缺乏善良、未能实现生命的结果。”曹七巧的个性决定了她是个不甘心的生活的失败者，她以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殉葬确实令人痛恨，但更应诅咒的造成她性格扭曲的社会。
 蜜秋儿太太受封建思想观念的深深毒害，她似乎很爱女儿，压制对女儿“爱的教育”， 靡丽笙姐妹“连所读的报纸，也要经母亲检查过才让看的”。蜜秋儿太太不让女儿子自然的成长和发展，而是在按自己的思想去教育女儿，以致二十一岁的愫细仍然是一个孩子，天真的使人不能相信，蜜秋儿就是在这种无意识中断送了两个女儿的幸福，杀害了两个女婿。古老腐朽的传统道德对人性的摧残在这些母亲身上被强烈的表现出来。然而，被扭曲是可悲的，同时她们又是下一代悲剧的制造者。鲁迅对这一点认识意识很深刻的，“被虐待的儿媳作了婆婆，仍旧虐待儿媳。”自己被催残了，但也可以摧残别人。曹七巧被哥哥做主嫁给了姜家，被老太太的权利压着，自己处以被压抑的地位，当她做了家庭的主宰，在礼教失重的封建大家庭中，七巧的每一步都进行在封建文化铺就的轨道上，青年的幸福被扼杀的更无痕迹。只要造成这种悲剧的根源没有解决，这种悲剧便会永远演下去。张爱玲对此深有感慨，“三十年前在月亮早已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玩不了。”
 其次，母爱的失落包含了张爱玲对妇女经济问题的思考。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几乎很少出现经济这个词，但又时时处处体现出经济问题。母亲们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首先取得经济上的独立。这一点，张爱玲与鲁迅是相通的。鲁迅始终关心妇女问题，他在《伤逝》、《祝福》中关注妇女命运，在著名文章《娜拉走后怎样》里就指出：“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吧，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张爱玲在她的小说中向我们展示出，几千年的历史积压在女性身上残害这妇女的人生。“人的存在无时无刻不能脱离过去的禁锢，生命中的许多内容都是被他出生之前的事情决定的，他本人既无选择的机会，对于这种事情也根本没有改变的自由，人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被动发生的……在生命的过程中，随时间的流逝。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能抓住一点实在的东西。”七巧因为经济上不独立而受尽折磨、屈辱，由于她的出身决定了她没有钱，这是她所不能决定的，一旦她得到了自己用巨大的代价换来的金钱时，便死死抓住这一实在的东西，不允许任何人染指，甚至连至亲的骨肉亦不例外。郑夫人也是因为不能让丈夫知道自己就有“私房钱”而拒绝给女儿治病，因为在那样的家庭中只有金钱才是最保险、最实在的。《心经》中的许太太也不是一个经济上独立的人，因而她才会为了保住家庭而对丈夫不闻不问，即使早怀疑女儿也不愿承认，从根本上说，她是怕毁掉家庭，毁掉自己的生活。霓喜因为经济的不独立而成为一个姘居的女人，一生靠不同的男人以维持生存，她不得不下死劲抓住最实际的东西——金钱和男人。年老后被男人抛弃失去经济来源，“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女儿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其根本目的为的是钱。他们正是因为经济上的不独立才导致了悲剧，张爱玲从反面证实了妇女只有夺得经济上的地位，才能避免悲剧的重演。
 张爱玲小说中对母爱失落得描写揭示了母亲的悲剧，这种悲剧是由她们所生存的时代，社会造成的，同时又与妇女在经济上的不独立而产生的依赖性不无联系。张爱玲与鲁迅在妇女经济问题上的思考达成共识。张爱玲自己便是个以写作维持生活的女性，她希望女子从经济桎梏中走出来，摆脱“女奴”的地位。
 没落的时代、失落的爱、人所处内外世界的不幸，导致了爱玲的悲观，也导致了张爱玲小说世界的苍凉。张爱玲作品中母爱失落、母性异化的描写，正是她对社会的控诉，揭示了造成变态母性的封建社会，表明她对母爱的深情呼唤和寻找人间真情的苦心。张爱玲没有从正面呼唤这个世界需要爱和真情，而是通过反面描写母性的失落来表现，可见她的良苦用心。母爱是天性之爱，是人间最伟大无私的爱，如果这种爱都被异化、被扭曲，这个世界就真的要反思了。正是因为自己缺乏母爱的童年，她才更希翼健康、正常的人生，她才用她的奇笔写出了人生的不健全和变态。她的作品中表现的是否定性的人生，但恰恰说明了她寻求的是一种肯定的人生。她的作品世界充满了世纪末的苍凉与悲哀。“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无爱的世界压抑了人们对爱的渴求，然而，爱是人生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只有爱，才能实现人与人之间融为一体的渴求。没有爱的世界是对人类生存的一种威胁。张爱玲所展示的世界越苍凉，越表现了这个世界是一个需要爱的世界。
 
 注释：
 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
 阿英：《谢冰心》，《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论新编》，商务印书馆，1987年。
 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约翰·里克曼：《本能及其变化》，《弗洛伊德著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爱玲：《金锁记》，《张爱玲文集》（第二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张子静：《我的姊妹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
张爱玲：《私语》，《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宋明炜：《浮世的悲哀  张爱玲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吴立昌：《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学林出版社，1998年。
 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第四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弗洛姆：《爱的文艺》，《弗洛伊德著作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
 张爱玲：《陈香屑·第二炉香》，《张爱玲文集》（第一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