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和实现的途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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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依法治国的观念基础
1、重构法治的人文精神基础。任何一种法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人文精神基础之上的，中国没有近代法治产生的土壤和气候，那么有必要从西方国家探索一下现代法治的起源。西方法治的产生以古希腊理性主义和人本思想为先导，以文艺复兴为动力，以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和近代民主精神为核心，通过对神学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否定，动摇了其以神为本和封建君权为中心的权威，与中国人文精神不同的是，西方人文精神绝不是依附和追随现实政治，为之献媚和辩护的，而是以批判精神为武器对抗现实政治的黑暗面。它作为积极向上的精神追求，一方面深切关注世俗社会中人的地位、尊严、权利；另一方面又超越于现实，为未来更能充分展示人的自由天性和潜能的理想社会提供丰富的思想和理论根源，如自治原则、契约自由、分权制衡、民主政治等，近代西方法治国家也正是这种人文精神指导和滋养下的必然产物。（9）而中国的人文精神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其维护封建专制，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成为封建专制主义的附庸，缺乏独立性。又由于其主要重视人的感情意志方面的内容，重视群体而忽视和限制个性主义的发展，因而又缺乏理性（此处的理性指人对自然和社会的抽象的、分析的、普遍的认知和能力），而法治正好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因此，要实现法治，首先就必须达到一定的理性，但这种理性并不是说一定要同西方完全相同，而是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吸收传统文化的精髓再融合西方合理的理性因素，为全体中国人认识和接受。这也说明在重构中国人文精神时并不是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而是在坚持传统文化中的精华的同时要剔除那些与现代法治不相符合的糟粕，更不能照搬老祖宗的原作，而不作任何的变通的加以引用，要活学活用，同时吸收西方法治的有益的经验。如中国人讲究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似乎与现代法治精神相矛盾，但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法治精神进行诠释，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使之更加适用于现代社会。更何况我国传统人文精神追求的人与人之间和睦、尊重和友爱，同样亦是现代法治的理想目标之一。汤因比也曾说过：“人类已掌握了足以毁灭自己的高度技术文化手段，同时又是处于极端对立的意识形态的营垒中。当前，最重要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而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是可悲的。”（10）
2、重构法治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基础。首先在立法方面。依法治国必须要有法可依，而且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宪法为基石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领域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是，还存在很多问题，如体系还不完备，一些市场经济急需的法律如投资法、反垄断法、反暴利法等还没有制定出来；制定出来的法漏洞较多，可操作性较差；同一层次或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之间还存在相互冲突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地方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制定了一些违法法律损害全国大局的利益而保护一小部分地方利益的法规等。面对这些问题，必须大力加强立法工作，首先是要多立法，立好法。立法中要树立宪法的绝对权威，绝不允许有超越于宪法之上的特例。在立法程序上要严格遵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要提高立法质量，以完善法制。其次，要从全局出发，不回避矛盾、不偏袒、不徇私，有预见性的开展立法工作。最后是加强法律自治，按照立法体制和立法权限对立法进行法律监督，即法律要管法律自己。方式是通过审查备案等，手段是及时对不适应现实需要抵触上位法、排斥好的同位法的、有重大漏洞的法律进行修改、完善、补充或废止，加强法律解释工作，协调整体立法，提高立法水平、完善程序和可操作性。第二是加强和完善执法、司法。经过几十年的探索，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执法制度和司法工作制度。从总体上讲，行政执法工作与司法工作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还存在着相当突出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徇私枉法的现象，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的问题时有发生，在少数行政执法人员与司法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行政、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严重影响了法律应有的尊严，增加了对法律的怀疑，减少了对法律的信任感。要知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关键，而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11）行政机关是国家机关中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影响最大、与公民关系最密切，因而也是权力最大、机构最多、人数最众的部门。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重要性，决定了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依法行政。而法院是最终解决纠纷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枉法和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就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摧残。英国大思想家培根严肃的指出：“一次不公的（司法）判决比多次不公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公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则把水源败坏了。”（12）要解决这些问题，使广大人民群众重新树立起对法律的信心，培育法律至上的观念，就必须改革和完善行政执法和公正司法制度。其一是健全和完善民主、公开、高效的行政执法程序与司法程序，以法律程序来控制和制约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的行使；其二是建立和完善公务员制度、法官制度、检察官制度，努力建设一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高素质的国家公职人员队伍。其三是完善并切实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司法上的冤案、错案追究制。其四是要采取措施，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等。第三是严格和强化法律监督。权力失去控制就必然会产生腐败。法律监督是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重要保障。要健全和完善国家内部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外部的社会社会监督机制，使国家公职人员的活动置于强有力的国家和社会监督之下。对在行政执法和司法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及时的予以纠正，对构成犯罪的单位和个人要坚决的追究刑事责任，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培育和巩固逐渐形成的法律至上的观念。
3、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教育，建立社会主义法律文化。文化之于法治建设的重要性，许多学者多有论述。在1998年中美法学交流活动中，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克罗曼特别对中国的同仁强调文化对依法治国的重要性，他认为依法治国“必须存在尊重法律的文化，相信法律是用于管理人们事务，特别是处理冲突的工具……如果一个社会要完全真正地依法治国，那么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参与分享这种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文化。”（14）美国学者布莱克在其《法律的运作行为》一书中，把法律与文化的关系概括为这样一个公式：法的变化与文化成正比。文化越丰富，法治越发达；文化越贫瘠，法治越匮乏。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也表达过这样一种相类似的观点：农业民族比游牧民族需要的法律多，商业民族又比农业民族需要的法律多。这说明，法治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素质息息相关。中国人口的文化素质相对较差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较低的法律文化水平严重制约着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步伐，也是影响依法治国进程的极重要的因素。如何提高法律意识，形成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基础，普法教育是必须要经过的一个难以逾越而又必须逾越的难关。邓小平同志早在80年代就深刻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13）江泽民同志也深刻指出：“有了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如果是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再好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一种观念的树立，一种意识的培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充分认识法制宣传教育的长期性艰巨性，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15）当前，我国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以普及法律知识为基础，努力使人人知法懂法，同时要侧重于培养干部和群众的法律价值观，使之认识到今天的依法治国是全体人民的一种价值取向，从而树立起法律至上的法治意识。另外，“与单纯的法制教育不同，法治教育不是教育民众盲目、被动地服从法律，也不仅仅是教育民众现在实行哪些法律、其内容是什么，而是教育民众如何运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自由，捍卫法律的尊严，如何主动参与法律的监督，抵制任何置个人意志于法律之上的行为。”（16）只有形成了这样的法律文化，腐败才能根除，违法犯罪现象才能得到有效抑制。真正的法治社会就离我们为期不远了。
注释：
（1）参见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9页。
（3）亚里士多德著：《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4）（美）伯尔曼：《法律与革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
（5）参见郭道晖：《以民主的法，治社会主义之国》，载《法学》，1996年第10期。
（6）参见夏锦文、蔡道通《论中国法治化的观念基础》，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
（7）参见李玉琪《宪政制度论》，载龚祥瑞主编《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
（8）参见郝铁川：《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依法治国》，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
（9）参见汪太贤《论中国法治人文基础重构》，载《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
（10）（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11）见王利明《也谈依法治国》，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2期。
（12）（英）培根：《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93页。
（1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63页。
（14）（美）克罗曼：《共创中美法学教育未来》，载《法学家》1998年第6期。
（15）江泽民：《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保障国家长治久安》，载《人民日报》1996年2月9日。
（16）参见刘军宁：《从法治国到法治》，载《公共论丛》第3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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