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恶搞的法理学分析(一)

网络恶搞的法理学分析

[摘 要] 本文试从法理学的角度对网络恶搞进行简单分析，理性地看待恶搞，研究网络恶搞行为合理的法律边界和道德底线。

[关键词] 网络恶搞，互联网文化，道德，法律

[引 言] 2006年初，网民胡戈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正式掀起了我国网络恶搞的高潮。网络恶搞由原始的单个文化行为逐渐发展为一种典型的网络亚文化。伴随着网络文化传播越来越呈现出娱乐化、商品化倾向，网络恶搞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问题：网络恶搞难于管理；异化导致现实矛盾增加；对主流文化形成冲击。法理学研究者如季卫东先生曾提出问题：“在电子网络化的中国,人际互动以及秩序将呈现什么特征,法治范式究竟应该怎样创新？”而原中央外宣办网络局副局长彭波曾言，有两条线不能突破：“一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道德底线不能突破；二是法律的红线不能突破。恶搞视频传播之后，将法律范围内的事情交给法律去裁决，道德范围内的事情交给道德去解决。如果现行法律在裁决网上恶搞视频资料方面存在盲区，那么紧要的事情是去完善相应的法律；如果社会道德在规范恶搞视频资料方面存在模糊混淆之处，那么就应该澄清相应的道德准则。”因此，界定网络恶搞的合理界线，使恶搞不再突破道德底线，同时要通过改善相关法律。避免让真正作为幽默和批判的网络恶搞越来越“恶”。

一、网络恶搞概述　　网络恶搞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始于2006年初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此后，网络恶搞迅速蔓延，恶搞电影、恶搞视频、恶搞图片、恶搞文字等在互联网上大肆泛滥，“恶搞”一词成为了2006年的中国网络流行关键词。随着互联网技术发展，这种现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经典文学、文化甚至是红色经典都成为了恶搞对象。

从词源学考察,“恶搞”一词源自日语“くそ（Kuso）”，本来指“可恶”、或“粪、屎”等不雅的意思，是专门用来发泄不爽快情绪的口头语。这一口头语流传到台湾却颠覆了原意，年轻人引申为“搞笑、无厘头”[崔立洁：《台湾刮起kuso文化旋风 90%网民对其抱持正面态度》，联合早报,2006-01-09]，其词义也变成了一种以爆笑、搞怪、恶作剧为主要特征的行为。之后通过网络传到内地，多被意译为“恶搞”。《光明日报》下属的光明网举办的一次专家活动中对此给出了如下的定义：“恶搞”是当前网络上流行的，以文字、图片和动画为手段表达个人思想的一种方式，完全以颠覆的、滑稽的、莫名其妙的无厘头表达、解构所谓“正常”，说白了，就是不好好说话，是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 http://www.gmw.cn/content/2006-08/09/content_462377.htm，《莫让“恶搞”成时尚》，光明网]作为一种典型的网络亚文化，这一定义是片面的，仅仅揭示了恶搞行为中的部分特征和内涵，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作为一种创作或制作形式，“恶搞”表现为通过戏仿、解构和夸张的方式，对经典、权威等人或事物进行解构、重组、颠覆，以达到搞笑、滑稽等目的的文化现象。恶搞的“恶”，不能简单理解为“可恶”、“恶意”。“恶”的意思接近于“很夸张，超出常规”。用胡戈的话就是：“恶搞是一种新型的开玩笑的方式。恶，并不是坏的意思，也不是恶意，而是表示程度很夸张，搞得比较过分。”[李径宇：《胡戈：我的内心充满搞笑的念头》，中国新闻周刊, 2006第八期]从这个意义上说，恶搞类似于“大话”。而中国内地却从来不乏“恶搞”文化，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戏仿了《尚书》、《道德经》、《庄子》等经典，某种程度上也属于恶搞，被称为“痞子小说”的王朔作品、周星驰主演的《大话西游》，冯小刚的贺岁片都在极尽搞笑之能事的同时有着强烈的反讽、颠覆意味。“恶搞”早于互联网诞生。只是网络这个扩音器和放大镜把“恶搞”之风带起，迅速广泛地传播，以至于形成一种流行时尚的传播现象。

二、恶搞的社会影响　　　　在讨论网络恶搞作品的社会影响问题上，争议一直存在，肯定者认为，从网络恶搞的表象来看，它主要是运用戏仿和拼凑的手法来调侃嘲讽一些经典作品、主流文化、严肃事物。 而且恶搞的方式很多，借助网络和影视的传播，恶搞以一种另类搞笑的颠覆旧有事物的创作方式被人运用。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他认为恶搞风格的电影早已有之，像早些年根据王朔作品改编的电影《顽主》就是一例。尹鸿说，恶搞喜剧电影的发展使得中国电影不再那么沉重，强化了娱乐功能，娱乐的界限和范围都大幅度扩大了。电影评论家、剧作家赵葆华老师认为恶搞喜剧电影给老一辈的创作人带来了新的启示：“像我这茬人在创作上受端庄写作的影响太深，忽略了轻松表达。在中国电影的大文化背景下，恶搞电影无疑给我们研究创作树立了一个新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