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习刑法的体会(一)

经过对刑法的学习，我了解到、体会到更多刑法的乐趣，揣摩到更多属于刑法的真谛。上学期通过学习刑法总则，开始接触到什么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知道那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设置的对抗犯罪分子的法律，分清了违法与犯罪的根本性区别等。犯罪是指违反刑事法律并且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对犯罪的定义体现了罪刑法定的思想，犯什么法、量什么刑，都要依据法律——刑法的规定。刑事责任，基于我的简单理解就是犯罪人应负担的法律责任，负责任就有承担惩罚的义务。刑罚是刑法规定的由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对犯罪人适用的限制或剥夺其某种利益的强制性制裁方法。我是这样理解的：犯罪是特定的行为——是对社会的一种严重的侵害；刑罚是制裁的方法——是国家对犯罪分子的严厉惩罚。刑罚也是恶，直观的看是“以恶制恶”。所以“制恶”是不得已的，是为了国家、社会的安定，是为了保护大众的平等的权益不受侵害，所以我们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因为刑罚是“以恶制恶”，于是我们又强调刑罚人道主义，刑罚个别化等等。

刑法学总论是对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较为抽象的概括，研究刑法的一般性、共性问题，而刑法各论是在总论的指导下，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则，对所规定的各类犯罪及其所包含的各种具体犯罪，按照一定次序排列而成的体系，即先分类后分种，使其脉络清晰。通过学习，我了解到，目前我国刑法分则对各种犯罪采用的是简明的分类方法，将犯罪共分为10大类，依次是（因为同类客体的重要性程度的不同，从重到轻排列的有次序关系的，而不是分别是的平等关系）：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从犯罪的同类客体出发。而对各类犯罪以及各种具体犯罪的排列标准主要是以各类各种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规定的，但存在相对性，有时还得做具体分析。

刑法分则具体条文一般由罪状和法定刑两部分组成，由于罪状与罪名密切相关，因此对罪状，罪名及法定刑的研究，是刑法各论的重要内容。而对刑法具体条文的学习理解自认为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到家的，例如刑法第20条第3款规定，对正在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负刑事责任。其中的“行凶”的概念是比较模糊的，其含义十分宽泛而难以确定。一般而言，打架斗殴是行凶，伤害他人是行凶，杀人行为也是行凶；赤手空拳殴打他人是行凶，使用器械、枪支伤害他人也是行凶。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对“行凶”的概念进行分析，阐明其真实的含义。理解法律条文的规定，行凶是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并列规定的，因此，它们之间应当具有性质和程度的考量。而杀人、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是可能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所以，只有犯罪人实施的行为可能造成防卫人重伤、死亡的时候，才可以认定为“行凶”；而打一巴掌、煽一耳光等轻微的暴力行为则应当被排除在“行凶”的范畴之外。

因此，刑法分则是关于具体犯罪和具体法定刑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明确了对各类、各种具体犯罪定罪量刑的标准。刑法总则是关于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一般原理原则的规范体系，这些规范是认定犯罪，规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所必须遵守的共同规则。总则指导分则，分则是总则所确定的原理原则的具体体现，二者相辅相成。只有把总则和分则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地认定犯罪，确定刑事责任和适用刑罚。简而言之，总则给予分则精神上的指导，分则在定罪量刑的时候遇到困难时则回归总则的原则性规定上进行自由心证。

在上学期学习刑法总论时，曾老师讲授了很多刑法基本概念、基本原则以及各方面理论上的指导，为分则学习作出一个先行的铺垫。然而到了这学期上陈老师的课，我方才发现，自己总则上的内容把握得不够准确，知识缺陷很大，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犯罪形态、罪刑法定等往往陷入一个混乱的怪圈。例如故意杀人罪，这是我首次有勇气上台“讲课”的一个罪名内容，当我自以为预习分析得很透彻的时候，最终的案例分析时，我还是卡在一个犯罪形态上，究竟是犯罪预备、犯罪中止、犯罪未遂还是犯罪既遂。这暴露的是学习总论时缺乏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以及司法实践当中具体个案的判决分析，更重要的是，刑法总论知识体系的极度不完善，需要在学习刑法分则的过程中加以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