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国家的而主人，所以人民群众的监督是最全面的也是最强有力的；发动社会民众、新闻媒体机构积极投身到行政监察的事业中去，因为他们是行政监察工作高效完成的重要力量，他们可以为行政监察工作提供重要的举报线索，可以塑造一个普遍关注行政效能的社会环境，增加意图进行违法不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公务员的心理压力。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只有人民支持了，工作才是有意义的。

（四）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世界公认的行之有效的反腐制度，它是以强制手段要求公职人员如实公开个人及家庭成员的财产，并对财产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监督。建立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应作为国家预防腐败局的一项政策长期坚持下去。官员个人财产申报，作为一项“特责”，应适用于广大的政府官员，使得官员腐败变得高风险，低回报。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它作为反腐败的重要举措已经在90多个国家建立起来，并被证明是有效预防腐败的终端机制。腐败者滥用公共权力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个人利益，而在这些利益中，个人财产总是追求的主要目标，同时也是所有利益中最具实在性的，因而是可以得到明确验证的部分。因此，从个人财产这个“终端”出发来控制腐败的最大优势就是用看得见的数据工具对官员的不明和非法财产、收入来源进行有力的监督，使腐败行为无处逃遁和说项；对公务员来说，这也是一种持久、自觉而无形的压力，通过这一制度减少权力不正当运行的主客观动力源，并自我加压预防各种诱惑和寻租行为。

（五）善于借鉴国际经验，重视合作交流

要重视借鉴国外反腐败法治体系以及国外反腐败多管齐下的成功经验，立足本国国情，采取强化反腐败机构的职能、建立高效廉洁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大廉政教育力度、加强政府和社会组织内部监督、严厉惩治腐败行为、实行激励机制等综合措施，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体制相适应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法制体系。重视借鉴国外反腐败的国际合作有益做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腐败已成为一种跨国境的犯罪行为，反腐败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重视国际间反腐倡廉的交流与合作。在反腐败上加强国际合作，已形成共识，并成为国际反腐败斗争新的发展趋势。一些国家政府间和国际民间反腐败组织及机构应运而生。2003年12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为进一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我们要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着力推进反腐败国际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全防范腐败分子外逃、境外缉捕、涉案资产返还等工作机制。借鉴国外反腐败经验，不仅要善于借鉴其反腐败的有益做法，同时也要注重借鉴其反腐败理论创新成果。我们必须按照走中国特色反腐倡廉路子的新要求，认真吸收和借鉴国外反腐败理论创新的成果，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探索反腐倡廉规律。

四、对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就的深层思考及对国家反腐启示

中国香港廉政公署在近30年的反腐败斗争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这对于中国大陆的反腐倡廉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我们对廉署的经验只能根据自身具体情况借鉴的吸收，绝对不能机械的照搬。

（一）体制外反腐

缺乏社会力量介入的法规制度反腐败效果不是很明显其原因在于，制度内动力因利益关联而消耗。这证明：内部反腐败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在中国，由于常设机构的监督功能可能因为利益关联而被削弱，反对腐败需要从党政部门外去寻求动力。反腐败的着力点不仅在体制内，体制外力量同样是一个重要的抓手。有效的反腐败必须结合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力量。在探索反腐败的措施方面，除了健全现有规章制度外，还应探索在体制外寻求反腐败的动力。

（二）全民举报与保密机制

人民群众对腐败历来深恶痛绝，并以强烈的责任感和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反腐败斗争。群众监督是最为广泛、最为有效的监督形式。走群众路线，重视和发挥群众监督是防治腐败犯罪的重要渠道。而举报，则又是群众监督的重要路径之一，是架起公众监督的桥梁，也是公权力能够清廉的重要保证。依靠和发动群众，增强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赢得群众对反腐倡廉工作的信任和积极支持和参与是取得反腐败成功的力量源泉。反腐败要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只有群众积极支持和参与反腐倡廉工作，案件查处和腐败预防工作才能取得更大成效，反腐倡廉工作才能取得最终成功。没有公众参与，举报人保护不力，反腐败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建立对举报人的制度保护，是考验政府反腐倡廉与取信于民的勇气和决心。加强对于举报人的保护，才能让民众敢于实名举报。弥补和完善保护举报人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打铁还需自身硬”让人警醒，人们期待各种监督制度的完善，希望自己履行公民义务时自身的安全能有保证，这是走向法治文明不可或缺的基本需求。更是政府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三）不分公私，全盘管控

廉署之所以将私营机构和私人企业纳入调查范围，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大量私企涉及公众利益，如上市公司贪污案件、商业回扣等，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消费者权益；二是企业作为社会的微观经济主体，如果其贪腐行为不被纳入调查范围，整个社会清廉将成为一句空话，政府亦不可能独善其身。人们盛赞香港廉政公署为香港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此时我们就不能忘记，廉政公署既管辖公权力机关的腐败，也管辖私营企业的腐败，其查办的私营企业的腐败数远超过公权力机关，给予公私实体的平等保护，才有了香港廉洁指数的提升。私营企业反腐败是反腐败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权力的易腐蚀性，并不因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而有什么不同。因此，《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将私营企业的反腐败作为反腐败工作中的重要一环来加以明确。《公约》第十二条规定，“各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要求执法机构与有关私营实体间开展良好的合作。 我们应该按照反腐败公约的要求，只问腐败而不问公私，将相关的腐败案件的管辖权一体化，由检察机关负责，由此加大对于民营实体腐败的打击力度。

（四）立法层面：廉政公署条例与防止贿赂条例

在反腐的立法层面，香港主要有《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廉政公署条例》；内地的是刑法典第八章的贪污贿赂罪及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三节妨害对公司、企事业的管理秩序罪中所规定的公司、企事业人员受贿罪和向公司、企事业人员行贿罪。《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和《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是廉署的反贪三法例，为反腐提供了法律依据和法律规范，具有全、严、细的特点，可操作性非常强。以《防止贿赂条例》来说，对不同机构贪污行为的涵义作了严格的界定。对于政府雇员来说，“如无港督之一般或特别许可，而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者，均属违法”

（五）特首与百姓，无一例外

廉署的独立性，从法制上便已经给予了充分的保障。直至如今，廉政专员仍是由香港的最高行政长官直接指派，并且只向其负责，其他任何机构或个人，都无权干涉廉政专员的工作，廉政公署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和人事权，独立的调查和拘捕权，不属于任何政府部门。独立性之外，令“如有合理怀疑，廉署可查特首”不会成为一句空话。因为被指接受富豪款待、接受红酒等礼物、在深圳租住商人豪宅，香港前行政长官曾荫权在任期间，便被廉署离岸调查，是否涉嫌利益输送，即有没有触犯“防贿条例”或公职人员行为不当。2012年，香港特区政府官职仅次于特首的前政务司司长许仕仁，以及家族财富名列香港第三的郭氏家族新鸿基地产的联席主席郭炳江、郭炳联兄弟被请到廉政公署饮咖啡，不久即被廉政公署以涉嫌串谋向公职人员提供利益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等八项罪名落案起诉。真正做到对腐败‘零度容忍’。

（六）香港律政司等对廉政公署的制约

对廉政公署的多重外部监督来自律政司的监督制约，律政司是香港特区政府的法律事务部门，拥有提出刑事检控的权力，对廉政公署有着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所有针对廉政公署的贪污及非刑事指控均会向律政司司长报告，由其决定是否由廉署展开调查。廉政公署作为全权的反贪机构，其本身的廉洁和自律又有谁来监管呢？这一问题的答案是令人信服的。廉署的工作，由4个独立的咨询委员会负责监察和指导，其成员由行政长官委任，来自社会各阶层，并由非官方人士出任主席。这4个咨询委员会分别为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在制定任何有关香港贪污问题的政策时，廉政公署均要听取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的意见；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则负责监察对贪污投诉进行的调查工作，并提出意见；当廉署要改善容易导致贪污问题的措施或程序时，须听取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的意见；而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则就如何教育市民认识贪污的祸害，并鼓励他们支持反贪工作，提出建议。 

五、全文总结与展望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与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是我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香港廉政公署也不是最完美的廉政机构，香港廉政公署同样需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对外学习，取长补短，与大陆的廉政机构相互借鉴，这样才有助于其自身的发展。腐败问题是全世界要共同面对的，中国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要发挥首创精神。根据我国国情，在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成功经验时不能照搬照抄，把廉政公署直接搬到大陆来，这是不现实的，也是十分不科学的。要大胆探索和实践，与时俱进，要找出最适合内地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一条道路，走好有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之路。同时也不容忽视，反腐倡廉工作作为一项紧迫性、长期性、 艰巨性的战略任务，我们要坚持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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