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肉搜索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二)

 第三，“人肉搜索”出现错误导致毫不相干的人被“误杀”时的责任认定更加复杂。例如四川绵竹范晓华被“人肉搜索”错误地当作“在绵阳五一广场搭建救灾专用帐篷并恶意伤人”的彼范晓华，每天接到数不尽的谩骂，最后不得不动用官方途径辟谣。在这种情况下，既构成侵犯隐私权又构成侵犯名誉权。因为一方面，此范晓华的私人信息被真实地披露，其生活安宁也受到破坏，因此仍然可能构成侵犯隐私权；但是另一方面，此范晓华并未实施擅自占用救灾专用帐篷并恶意伤人的行为，“人肉搜索”错误的将此范晓华当作彼范晓华构成对此范晓华的侮辱和诽谤，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

 最后，鉴于“人肉搜索”行为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后果的多样性以及严重性，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允许受害人主张损害赔偿和停止侵害等侵权责任。由于责任主体的广泛性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导致责任主体的认定十分困难。这样的话，受害人向广大网民主张损害赔偿的现实可能性较低；除非有确凿证据能够证明某一加害人实施了某种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停止侵害的责任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商主张，如果由于网络服务提供商怠于停止侵害造成受害人损害扩大，受害人可以向网络服务提供商主张损害赔偿。

    四、“人肉搜索”的法律规制

   （一）对“人肉搜索”进行法律规制的前提  

    法律以人为本，是否需要对人肉搜索进行法律规制，首要看它是佛符合民众的法律期待。从原先的言论自由权、舆论监督权、民众知情权的行使受限到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在权利的对抗中，找到一个平衡点，这就是对人肉搜索予以法律规制的前提和根本。在一个公民社会建设的初期，言论的畅通和信息的畅达是构建法治社会的最好方式，一味的限制公民言论自由并让违背政府意愿的信息堵塞，这与法治社会发展的目标背道而驰，并渐行渐远地背离法治社会的初衷。但又如何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同时，又能让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舆论监督权、民众知情权得以行使。按照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维度，司法对社会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民众的行为指引具有重大的导向价值。人肉搜索对他人权益的侵害现在已不是应不应该规制的问题，而是何以规制，又何以更好的指引民众的网络不当行为。    在民众意识到一些人肉搜索案件的不当使用侵害到他人的权利并进而使得他人的正常生活难以为继时。网络上自发的人肉搜索公约也应运而生。但在公约的遵守方面依然难以有切实的责任承担，每一种行为的不被认可如果都可能导致责任的承担，这对行为的约束力要远远大于标榜式的口号。在各个人肉搜索案件中我们可以发现，人肉搜索是有两面性的，很多案件中对于当事人安宁和平静生活的严重侵犯远远超越了公民言论自由的界限。这时候所谓的公众正义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一种网络暴力。在这些案件当中几乎都是锁定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或事件作为搜索对象，然后发动网友，公布与之相关的信息，以致于当事人的慑于强大的心理压力与社会压力，给当事人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带去破坏性的影响。这样的情况发生后，网络搜索者们往往处在一种激愤的情绪之中，他们认为“为民除害”，“正义已揭露了黑暗”，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但是，参加“人肉搜索”的网民们却忽略了这一行为本身的性质，因此也出现了“人肉搜索”之后的“罪恶”———肆意曝光隐私,辱骂他人,侮辱人格,妄加诽谤,甚至到现实住所地进行滋扰等。总之，“人肉搜索”涉及侵权的事实是不可隐瞒的，特别是一些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的行为已经越过了正常的道德底线。认识到这一点，是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规制的必要前提。

   （二）如何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规制 

 毋庸置疑，对“人肉搜索”在立法上进行规制是势在必行的。前不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的审议中，有学者建议将人肉搜索中严重侵害公民个人权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使行为人承担刑法上的责任。但在具体审议刑法修正案时，法学界专家说：“公民的信息安全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维护公民的信息安全，也是国家机关和所有提供公共服务的机构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次刑法修正案（七）里面对维护公民的信息安全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主要是要保障公民的信息安全。同时，对擅自侵入计算机信息网络，从中获取信息的也都入罪了。” 

 首先，我认为，刑法对行为人行为的规制不能轻易启动，公民社会的构建并不是依靠严刑峻法建立的。一种行为是否需要运用刑法予以规制，不仅仅要看此种行为对社会的现实影响力，更应该看此种行为所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的损害能有多大。在现阶段，我倾向于正确引导网民的行为，使得网民的群发性意见和建议能有一个畅通的渠道得以表达。而不是害怕网民的公开舆论监督彻底堵塞了这一信息得以畅通、监督得以有力、言论得以自由的网络平台。

 其次，对“人肉搜索”立法就必须加强隐私权的立法保护，因为“人肉搜索”所涉及侵权的客体，最主要的就是当事人的隐私权。而目前，我国宪法、刑法、诉讼法以及一些行政法律法规虽对隐私权保护做出了规定。然而,现行的《民法通则》以及司法解释方面并没有直接规定对隐私权的保护。在实体上,如果隐私的侵害没有可参照的法律规定,则无法进行司法救济。例如泄漏他人隐私,既未造成名誉权损害,又未造成其他权利损害的,法律就无法对其进行救济。造成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的立法在网络隐私权、名誉权侵权方面的标准并未有详尽的规定。虽然我国法律已经开始重视对隐私权的保护,但却没有一部法律直接将隐私权规定在法律条款中,也并没有具体规定隐私权的内容和侵犯隐私权行为的方式。由于隐私权保护的法律体制的不完善，这就导致了网络隐私权法律保护的缺陷,使网络隐私权遭受侵害时寻求司法救济成为难题,限制了被侵权人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身权益。

 虽然说近年来,我国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以及《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规定“用户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利用国际联网侵犯用户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侵犯他人隐私。”但是，这些规定的法律位阶过低，显然不能系统地对网络隐私权加以保护,在审判实践中可操作性也不强。因此，规范“人肉搜索”，保护公民的隐私权，首先应当在现行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的基础上，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来进一步释明“人肉搜索”公布的信息在什么范围内合法；在什么情况下构成网络隐私权侵权和名誉权侵权，使得网民在采取行动之前能衡量自己的行为性质，当事人在侵权之后也可知悉能否及如何获取法律救济。同时要注意到, 由于隐私权和名誉权存在本质的区别，侵犯隐私权并不必然侵犯名誉权，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的隐私权。总之，在网络时代,制定一部专门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把公民的隐私权、网络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在立法上确定下来很有必要，这是对“人肉搜索”进行立法规制的必然要求。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法制建设逐步建设的阶段，不管促使还是督促，不管是尽力还是尽责，不管是期望还是期许，法治国家的建设不是一人之力可以造就，每一个关注这个国家命运的公民都会在合理制度的构建中寻求一种妥善之道，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私利，更是为了国家的公益。 

刘琳鳞 公民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以“人肉搜索”为研究视角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年 第5期

王晴 “人肉搜索”与隐私权的冲突和法律规制 《法制与社会：旬刊》2009年 第9期

李卓 析隐私权保护在网络空间中的反映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 第5期

罗东升 “人肉搜索”引发的法律思考 《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 第10期

何琴 人肉搜索下的“公共批评”与“网络暴力”分析 《东南传播》2009年 第6期

黄琦 从人肉搜索看隐私权与公民言论自由的关系 《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 第11期

张丽 从“人肉搜索”第一案再论公民网络隐私权保护 《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7期

王邵平 “人肉搜索”侵权法律适用与立法补全之探讨 《法制与社会：旬刊》2009年 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