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失业的成因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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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农业科技投入的不断增加，大大降低了农业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同时，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而且和城市实行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农村具有较高的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
　　2.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失业人数逐年上升
　　从我国城镇就业问题来看，由于近年来大多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经济效益持续滑坡，大批企业陷入亏损、停产和半停产甚至破产的困境，城镇失业问题和职工就业不足、下岗现象严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1992年为2.3％，1993年为2.6％，1994年为2.8％，1995和1996年分别为2.9％、3.0％，失业人数也从1992年的363.9万上升到1996年的552.8万，1997年的失业率更是达到3.1％，呈明显上升趋势，具体数字参见表1。
　　3.下岗职工生活困难
　　1993年，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数仅300万，1996年上升到891万，而到1997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分流及下岗职工总计1274万人，占国有企业职工总数的17％。1998年第一季度，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进一步达到655.7万，比1997年年末增加21.7万人。到1996年底，全国下岗人员的再就业比例下降到仅为26％，领取社会保障救济金的仅1.8％，职工人均年生活费为925元，平均每月领取生活费77元，其中国有企业90元，城镇集体经济单位47元，人均生活费最低的黑龙江、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地区人均生活费收入仅为26元、31元、45元和44元。全国共有22个地区人均生活费低于100元。
　　4.劳动力中长期就业计划压力巨大
　　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碰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整个“九五”期间劳动力资源供给从“八五”时期的年均1870万增加到2030万，相当于两个海南省的总人口。而且我国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冗员现象严重。联合国劳工组织和原劳动部在1995年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我国城镇各类企业的综合隐蔽失业率约为18.8％。随着经济转轨转型的不断加速，国有企业冗员释放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分流将成为未来劳动力长期计划中最主要的压力。
二、失业的成因分析
　　西方发达国家自1973年石油危机打破了五六十年代创造的充分就业之梦以后，开始把失业现象归结为一些非经济过程内产生的外在因素，如劳动力供给的异常增加、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脱节以及技术进步等。中国当前失业人数和下岗职工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人口总量和劳动力供给人口相对过剩
　　一国就业状况的好坏最终取决于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平衡情况，劳动力供给又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劳动力参与率等。对于劳动力供给人口，国际上通常用15～64岁人口为劳动年龄人口统计（我国通常用男性16～59岁，女性16～54岁）。按照这一指标，1982年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为61,901万人，占总人口的61.66％；1990年，这一部分人口上升为75,552万，比1982年增长22.05％，约占总人口的66.83％；1995年，这一部分人口进一步上升到80,629万人，占总人口的66.57％；1996年超过67％，成逐年上升趋势　。虽然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逐步实行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和人口自然增长率（1997年保持了自1987年以来连续10年下降的趋势，分别为16.57‰和10.06‰），未来劳动年龄人口会有所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新增劳动力绝对数仍将大幅度增加。我国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和这部分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形成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持续性的巨大就业压力。
　　从劳动力参与率的状况来看，由于我国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片面强调生产资料社会所有，每个公民对生产资料有无差别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在经济上的实现方式就是每个公民都具有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权利。同时，由于在社会主义阶段，劳动仍然是人们谋生的一种手段，客观上也要求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劳动的权利转变为劳动者获取生活资料的一种福利，形成社会主义国家独具特色的权利－－福利型就业，劳动力参与率极高。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1995年各国劳动力参与率数据，我国15～64岁的男性劳动力参与率为96％，女性为80％，而同一指标在美国分别为86％和60％，德国分别为87％和57％，印度为90％、31％，日本为84％、53％等。如果考察各国10～19岁青少年年龄人口劳动力参与率，相比之下我国更高。我国青少年人口劳动参与率男性为45％，女性43％，而美国为27％和24％，日本仅为10％和10％，经济发展水平和我国相近的印度也只有30％和16％　。有资料统计，我国总体劳动力参与率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要高出近13％。劳动力供给人口总量过大和劳动力参与率过高形成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双重压力。
　　在我国劳动力供给居高不下的同时，我国经济发展派生的劳动力需求严重不足。由于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乏力，企业经济效益不断降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工业化过程中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经营转变、生产过剩与严重买方市场也导致劳动要素不断为资本、技术要素所替代。据统计，1991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面仅为29.7％，1994年国有企业亏损面增加到44％，亏损额达486亿元，到1996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首次出现净亏损，预算内国有工业企业亏损面达到49.7％，比上年增长11.9％，净亏损额累计达462亿元。亏损最严重的纺织、机械、轻工、军工、化工和煤炭等六大行业亏损额均超过21亿元，合计253亿元。企业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倒闭案例不断增加。1991～1995年，国有企业破产案例全部仅1,520例，到1996年，破产案例猛增至6,443例，破产企业资产负债比例高达250％～360％　。停工、停产和生产能力利用不足企业也大幅度增加。以上种种原因，直接导致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严重需求不足。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矛盾是形成我国当前严峻就业问题的背景和前提。
　　（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体制性冗员释放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1.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大量体制性冗员释放
　　我国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劳动者的素质较差，是导致体制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一个原因。众所周知，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劳动力人口增长较快。就拿城镇居民来说，每年新增大量劳动力，而城镇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劳动力又相对过剩，使新增的这一部分劳动力无法顺利安置。另外，我国的劳动力素质普遍较差。据统计，我国企业现有职工队伍中，初中文化以下者高达68％，全国700万青年职工中达高级工者仅占3％。经济发展居全国前列的广东省也不例外。广东省的高级技术工人不足60万，占工人总人数10％左右。如此看来，职工的大量失业就在所难免了。
　　另外，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对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实行统一招收、统一调配、统一使用和统一管理，企业只能作为国家机关的一级派出机构执行上级劳动部门的劳动计划，没有任何用工自主权，也不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企业效率低下的责任。由于国家实行权利－福利型就业制度，低工资、高就业，一个人的饭两个人吃，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国家通过下达劳动计划指标把大量劳动力向企业安置，造成许多单位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低下。而企业行为本身的非经济化也助长了企业大量富裕职工的存在。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只是国家大工厂的一个车间，只是国家机关的一个派出机构，能否全面完成国家计划下达的产值、产量和劳动等指标，是评价和衡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的最主要标准，企业领导人的升迁也和企业的生产规模、职工人数、计划完成程度等密切相关，企业领导人有着增加职工人数、扩大企业规模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冲动。职工吃企业大锅饭，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严重妨碍了劳动生产率和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参见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状况表）。
　　表2　中国国有企业的冗员状况
冗员占职工人数的比例(％) 占全部企业的比重(％) 30～40 8.9 20～30 19.2 10～20 26.5 0～10 36.7 0 6.2
　　资料来源：陈红爱《对目前及“九五”期间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分析与预测综览》，《社科信息》1997年第3期
　　为了克服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统一的弊病，充分调动企业从事生产经营积极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国有企业要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竞争主体，切实解决我国经济体制运行的深层次矛盾。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和推广，一方面使许多破产企业职工、濒临破产企业职工和关停企业精简职工以及劳动合同正常解聘职工加入了失业者的行列。据调查，四川省1993年有破产企业职工2,530人，占失业职工总数的10.5％，濒临破产企业法定整顿期间被精简的职工4,829人，占失业职工总人数的20.1％，关停企业被精简职工2,506人，占失业职工人数的10.1％　。全国总工会有关部门调查资料也表明，除社会大量失业人员以外，全国各地停工停产企业职工长期在职无业现象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确立，最根本的任务是保障企业用工自主权的落实，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使国有企业对长期以来行政手段安置到企业的大量富裕人员进行必要的排挤和释放，直接加剧了当前我国城镇就业问题。特别是1996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三年走出困境”的中期改革目标，提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行“投改贷”，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培育资本市场，鼓励资本运营，促进要素优化重组，资本等物的要素不断从原有统包统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劳动用工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之间的矛盾更趋尖锐。冗员、债务和企业承担大量社会职能成为制约企业深化改革的最主要体制性包袱，减人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必然选择。因此，我国当前失业和下岗职工之所以不断增加，从根本上来讲是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和总释放，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客观要求调整人的要素与企业关系，客观要求企业内部隐性失业显性化、公开化和社会化的必然结果。
　　再有，理论指导的失误，是导致体制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的主观原因。在“斗争哲学”充斥理论界的年代里，政治斗争理论几乎占领了理论研究的所有领域，“管理理论”被视为“禁区”，对于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十分薄弱。拨乱反正后，理论界开始了对社会再生产理论的研究，但却侧重于生产资料再生产的研究，仅有的对于劳动力再生产的研究也几乎局限于人口理论的范围，对于劳动力的智力再生产的研究一直十分薄弱。近年来，对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移植和研究，虽有一定进展，但仍没有上升到社会再生产理论的高度。这样，缺乏科学性、系统性的理论指导，体制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迟早会显现出来，职工的大量失业就不难理解了。
　　2.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客观上要求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之间流动，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组合。劳动力流动时滞和流动风险客观上要求建立健全养老、失业、医疗和住房等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失业减震系统，解除劳动力流动后顾之忧，这不仅是近现代经济社会的普遍法则，也是近现代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就我国而言，由于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的严重滞后，社会保障覆盖面太窄，社会化程度低，社会保障功能分散于各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内部，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关对所有职工的生活从养老、住房、医疗、食堂、子女入托上学到职工的生、老、病、死全部包下来，各单位都办成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既浪费了资源，也降低了工作效率。同时，社会保障的企业化和单位化使我国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机关就业具有很大的社会福利性质，没有就业单位也就丧失了社会福利，形成单位和个人之间割不断的“父子关系”，劳动力流动、特别是向非国有经济成分流动的积极性差，阻碍了劳动者就业岗位的顺利转移。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着名经济学家托达罗在刘易斯人口流动模式的基础上，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决定除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外，还必须考虑一定时期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高报酬工作的就业机会或就业概率。由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不仅表现在城乡之间，也突出表现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国有和非国有经济成分之间的差别上，托达罗模式对我国城镇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流动决策同样适用。但对我国农村劳动力而言，由于流动本身一方面没有减少农业产出或收入（或者由于农村劳动力是农闲季节短期流动，或者由于人多地少，流动并未影响农业产出），或者减少很少，相反，流动所获收入还可增加农业投入，流动机会成本低；同时农村土地使用制度使农民流动风险小，有土地资源收入保障；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岗位相对农业较轻松，农民还可感受现代都市文明气息，开阔视野，有较高非经济收益，流动倾向极强。而国有企业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由于经济体制特别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严重滞后，小工资、大补贴的福利分配形式，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狭窄，社会化程度低，使得国有经济成分职工在放弃国有经济成分身份的同时，必须放弃国有企业职工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甚至户籍、福利分配住房等其他各种隐性收入，流动机会成本极大，最后形成我国当前大量农村劳动力入城务工和城镇大量下岗职工并存，大量下岗职工不能实现再就业和许多部门发展不足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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