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动机及对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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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收入》中对收入的定义是：收入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等，但不包括为第三方或客户代收的款项。正确确认企业在某一会计期间的收入，是正确核算企业利润的基本条件。但是,这些收入确认的基本规则在实务中被执行起来却极不规范，企业的盈余管理手段主要是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收入、制造收入事项三种手法。
⑴提前确认收入
按会计惯例，收入应在收入的赚取过程己经完成和交易已经发生后才可以确认记录，但企业执行起来灵活性很强，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存在，准则本身也奈何不得。在资产运离企业后，不管与资产所有权有关的报酬与风险是否转移出企业都确认为收入，特别是收款后马上出具销售发票时，更使此等手法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事实上，收到款项，有时仅仅是预收货款，是定金的性质，应先作为负债，待有关产品己经提供或劳务己经提供后方可确认收入。对一些劳务收入的确认，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⑵推迟确认收入
相对于提前确认收入，推迟确认收入正好相反，它是将应由本期确认的收入推迟到未来期问确认。企业一般会在当前收益较为充裕而未来收益预计可能下降时使用这种盈余管理手段。推迟确认收入可以平滑企业的收益，使企业收益呈现一种稳定上升的趋势，但这会误导投资者。
⑶创造收入事项
企业有时甚至为达到增加利润的目的而制造经济业务，人为地增加收入事项。例如，企业在年底时做一笔销售，再于第二年度退货，从而达到虚增当年利润，实现扭亏为盈的目的。还有一些企业利用一家子公司按市价销售给第三方，确认该子公司销售收入，再由另一个子公司从第三方手中购回的做法，避免了受“集团内部交易必须抵消”的规定的约束，使合并会计报表中收入和利润增加。
3.利用费用的确认
费用是企业为取得收入所发生的各种耗费，表现为货币资金的流出，或其他资产的消耗，或负债的增加。费用的确认与计量应符合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和稳健原则的要求。但企业正是通过违反权责发生制原则、配比原则及随意使用稳健原则达到调节费用进而调节利润的目的，主要手段表现为以下几种：
⑴提前确认费用
公司将有可能在以后期间发生的费用提前确认，以提高以后年度的盈利水平。这种做法在以下两种情况下采用的比较多：一种情况是当期利润水平较高，企业试图平滑各年利润水平，因而将一部分利润移至以后各期；另一种情况是基于某种目的，如加大当年亏损，将以后年度的损失考虑足够，减轻以后年度的费用负担，使以后年度出现较高的盈利水平。此外，提前确认费用的做法还常常发生在公司发生大量的偶发性收入的会计期间，此时管理当局往往希望有大额的费用与之匹配，以及经营管理层发生变动时，新的经营管理层会试图将遗留下来的不良项目和资产一次性作为费用处理，以降低未来的费用支出，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势头。有时如果当期收入特别少，管理当局也会将另外的费用计入本期，减少未来期间的费用支出，增加未来的收益。提前确认费用的做法主要包括大额计提相关资产的损失准备，一次性冲销有关不良资产账面价值，通过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无形资产及递延资产的摊销期限增加折旧及摊销费用等。
⑵费用资本化
利用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有关规定，钻准则和制度的空子和漏洞，进行盈余管理，是公司经常采用的手段。准则中虽然详细规定了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条件及暂停和停止借款费用资本化的情况，但由于资本支出额、支出时间和资本化率计算的复杂性，公司在实务中执行起来灵活性、隐蔽性极强，对于不了解公司实际情况的报表使用者、投资者来说，借款费用资本化是否合理、真实，他们根本无法知晓，也没有能力知晓。采用借款费用资本化进行盈余管理的更隐蔽的做法，是利用自有资金和借入资金难以界定的事实，人为划分资金来源和资金用途，将用于非资本化支出的利息资本化。
4.盈余管理的其他常用手段
利用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如：利用折旧政策的变更、合并范围的确定与变更和存货计价方法变更等。
三、规范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对策及建议
上述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使得公司的企业管理层没有受到有效的制度监督与制约，所以在进行盈余管理时便“得心应手”。我们要治理盈余管理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公司内部外部形成对管理者的权力制衡。要使盈余管理现象减少，有必要从源头上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 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环境
完善的产权制度是股东等市场主体根据真实财务报告进行交易活动的先决条件和基础。只有完善的产权制度，才能使股东追求资本收益的最大化，才能形成其与公司管理层之间经济上的契约关系，进而形成真实财务报告的需求主体。而产权制度的完善必须达到:形成以财产所有权分散化为前提的多元所有者的产权结构;形成具有民主程序特征的集体产权结构;形成剩余索取权与控制管理权相分离的产权结构;形成剩余索取权可转让的产权结构。对于上市公司的产权现状而言，主要问题表现为国有股股东实际缺位，以及股权的过分集中。相应地，应采取如下措施:
首先，设立纯经济性而非行政性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解决上市公司国有股股东实际缺位问题。该机构不直接从事国有资产的具体经营活动，其身份只如同拥有众多企业股份的股东，依靠投资获得法律认可的股权对上市公司享有监督权、收益权，通过行使国有股股东表决权对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实施有效的监督。对于该机构所发生的不当行为，应严格运用有关的法律及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等手段予以纠正。
其次，解决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以营造其有效运作机制。这一问题的解决，既有助于国有股、法人股股东有效地行使“用脚投票”等监督方式，增强其参与上市公司监控的动机;也利于上市公司股权的分散化。上市公司股权的分散化即社会性是其最大的特征之一，因为股权的分散能够在股东间形成制约，保证公司的利益得到充分尊重。
（二）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健全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体系
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在企业外部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和兼并市场管理，大力发展经理市场；在企业内部要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要建立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一种基于合约的委托书来规定双方的权责利关系。要健全董事会和企业内部会计控制体系，形成牵制和监督机制；建立审计委员会，负责对公司财务活动进行审计监督，负责CPA的聘任和交流。要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使其理解在特定环境中某些会计处理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对盈余管理和会计造假有充分的认识。对于操纵和提供虚假会计信息的企业负责人和会计人员要严格依法惩处。
（三）修改《注册会计师法》，强化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国注册会计师法对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规定得不够具体，尤其是对第三者（报表的使用者）应负有的法律责任，基本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公司年报中，处处充满盈余管理“陷阱”。但即使它隐藏得再深，注册会计师还是可以通过专业技术探测出来。然而我们在其审计报告中很少读到有关盈余管理状况的揭示，其原因在于极少有注册会计师因执业质量而负法律责任，因而在可揭示与可不揭示之间，注册会计师一般倾向于保持缄默。因此，应加强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意识。报表的使用者，如果因失真的会计信息而导致决策失误时，应鼓励使用者向注册会计师提出连带起诉。强大的诉讼压力对提高注册会计师的执业质量会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这等于在会计信息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增加了一个很好的过滤层，有助于保证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四）完善现行上市公司的有关规定，健全关联方交易的法律制度
目前我国证监会关于上市、配股、停牌的有关规定，作为上市公司与监管部门之间隐含的契约标准，仍使上市公司存在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对此应当建立一套指标体系，完善上市及配股的考核条件，避免由于指标的单一性而使管理当局进行利润操纵。通过增量考核，缩小操纵空间，提高操纵难度。特别是由于关联方交易监管的相关法律缺陷，控股股东没有相应的制裁措施约束，利用控制权操纵关联方交易，待公司上市或配股后，又带有掠夺性地大量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直接侵害了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因此，应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制定相应的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和控股股东赔偿制度，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五）处理好法治与德治、惩办与教育的关系
过去，在如何处理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如何处理企业盈余管理的问题上，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进行过探讨，但综观起来，谈论最多的是如何加大惩办力度，增大企业盈余管理的成本。为此提出的具体建议诸如：增加监管机构，充实监管队伍，健全民事责任追究制度，建立股东集体诉讼制度，加重惩办力度等，意欲借助这些招法使企业盈余管理“伸手必被捉”，“被捉即重罚”，“屡捉必倾家”。无疑，这些主张和建议是很好的。尤其是在企业盈余管理较为普遍的今天，加大惩办力度肯定会对遏制其上升势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惩办也有其局限性，其一，罚不责众，这是被历史反复检验的古训;其二，惩办力加大毕竟有度；其三，公正公平的惩办要受时间，成本等的制约。受其制约的结果是只有少数的受到处罚和制裁，更多的成了漏网之鱼。正因为如此，许多企业心存侥幸，胆子越来越大。这些也许是目前企业盈余管理在许多地方难以遏制，甚至还有进一步蔓延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四，惩办毕竟是一种事后的被动手段，担当起震慑和治标之责尚可，负起治本之任很难。从古代和现代的治理理念来看，“防患于未然”，“不战而屈人之兵”方为上上之策。因此，我们认为要实现企业盈余管理的标本兼治，一味依靠惩办恐难奏效，还需要从现在着手，从长远着眼，重视德治，就是从盈余管理的行为主体入手，注重对其正，侧面教育，提高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增强其自我约束能力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从长远看，德治既是盈余管理治理的根本之道，也是治理其他会计造假的根本之道。尽管人们的法律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非一日之功，德治的效果体现得较为缓慢，但是不能因噎废食，因其见效慢而不加重视。因为只有企业管理层，财会人员等的整体职业道德水平提高了，才能大幅降低企业盈余管理的质量，减轻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压力，构筑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才成为可能。所以，只要我们坚持法德相济，惩教并举，只要我们对此有长远的规划，坚定的信心，足够的耐心，从现在傲起，相信假以时日，一定会迎来企业盈余管理的治理春天。
综上所述，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不同于西方发达市场的盈余管理，它是经济体制转轨特殊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因相结合的产物。公司治理结构的不健全、证券监管制度的“计划性”特点是其存在的根本原因；注册会计师的无效监督和地方政府的干预为其创造了便利的外部条件；手段方式的多样化和复杂性是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主要特点；利用地方政府、大股东及其他关联企业的支持是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盈余管理手段。并且，随着新会计准则的颁布和不断修订，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手段也会相应变化，这应该引起我国监管部门和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高度重视。通过盈余管理调节利润的行为在我国当前经济转轨、各项制度和法规还不尽完善的情况下短期内不可能根除，但可以通过各种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进行防范和控制。在我国，目前控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根本措施是健全上市公司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务之急是加快推进监管政策的市场化改革。同时，还要不断提高会计准则质量、压缩盈余管理空间；加大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审计力度，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只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社会各界通力合作，相信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会得到有效控制，从而确保我国证券市场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
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研究是一项系统的、很大的研究课题，本文只是对其动因、手段和治理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还有许多未涉及到的问题有待于我们今后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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