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挣扎(二)

婆媳的不和也是导致曾树生出走的一个重要原因。汪母的确非常爱儿子，也愿意跟着儿子吃苦，然而她的爱是自私的，就像曾树生所说的是一个“自私、顽固而保守”的女人。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来看，原来，在潜意识里，汪母是汪文宣亲近的第一个女性，也是他爱的第一个女性，汪文宣依恋母亲，需要一个和母亲具有类型特点的女性结成伴侣，度过一生。文宣有了树生，但女人有了类似的特点后，俗话说“同性相斥”，婆婆和儿媳都是女人，又有某些类似之处，汪母、树生相互排斥就不奇怪了。除了这些，在内心深处，汪母想得到儿子的爱，而曾树生也想独占丈夫的爱，于是两个人竞争着想要得到爱，谁也不想丧失被爱的幸福，遇到家庭结构本来就有一定问题的时候，两人也就不能不吵架了。从传统的思想看，“五.四”以来，中国许多青年知识男女都热衷于用“同居”的方式来应证自己革命的彻底性，但却也造成了无数爱情的悲剧。“同居”在于汪母成为她攻击曾树生的唯一武器。树生向汪文宣说过这样一段话：“她恨我，她看不起我，她刚才还对我讲过，我没有正式跟你结过婚，我不是你的妻子，我不过是你的姘头，她骂我不要脸，她骂我比娼妓还不如。我可怜她没有知识， 我不屑跟她吵，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我跟你说明白，如果你不另找个地方安顿她，我就跟你离婚！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一辈子也不会幸福，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你有这样的母亲就不该结婚。”[《巴金中篇小说选》（下）] 汪母不满意于曾树生，是因为对她的行为方式有看法，曾树生的爱打扮，应酬多，以至背着儿子写“情书”，在汪母看来曾树生没有一样是符合了做媳妇的“规矩”。而曾树生也有自己的道理，对婆婆羞辱她没有正式结婚礼，只是文宣的“姘头”时，她振振有词地回答：“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她们的矛盾根深蒂固。除了一般婆媳磨擦而外还有着两代人的意识冲突。如果没有汪母从中作梗，对儿媳冷眼相向，恶语伤人，引发家庭战争频繁，儿媳还会忍无可忍地远走高飞，儿子还会那样备受家庭风浪的颠簸吗？如果媳妇能忍一忍，熬一熬婆婆的过失，对婆婆的 一些顽固思想给予理解，“退一步，海阔天空”。那么汪家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也许可以延迟，或者可以减轻。

（3）与儿子关系的冷淡

除了与婆婆、丈夫的矛盾，应该说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宣，她与文宣的儿子，一个十三、四岁的青少年，却没有他应有的笑容和思想。就连树生的出走，他也会漠不关心。树生曾说过小宣不象是她的儿子，不与她说话，不依恋她，整个人就像他父亲，老实巴干的，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树生对小宣的爱从小就很少，只是一味送他进贵族学校，这也算是一种爱吧。但小宣无法体会到，他与母亲心灵的沟通几乎没有。如果说小宣能有那么一点依恋树生，与树生亲近一点儿，可能树生也不会这么快离开这个家，去寻找所谓的“自由”。

三、内因是驱动力

1、人物性格是决定树生出走的根本

曾树生的性格是具有复杂性的，她是个追求自由幸福生活而颇有虚荣心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是蔑视封建礼教，并且具有一定理想的青年。她大学毕业后，曾希望“教育”救国，并“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她与汪文宣有着共同的追求而生活在一起，但腐败的社会，摧残了她的丈夫，破灭了她的理想，抗战初期，她们从上海流落到重庆，曾树生在一家私立银行做小职员，实际上就是做“花瓶”，打扮得漂漂亮亮，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算尽职了。收入不会太少，还有机会做带内投机生意，她靠这些收入养活了半个家，供儿子上贵族学校，还可以使自己生活得比较舒适，她虽然常常发牢骚，但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竟然甘心做“花瓶”。她口口声声嚷着追求自由，其实她所追求的“自由”也是很空虚的，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我......想活得痛快。我要自由。”巴金在自评曾树生时曾说“她从来就不曾为这样的生活进行过斗争。她那些追求也不过是一种逃避”。

（1）幸福的意义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由幸福。幸福是什么呢？当代学者摩罗在《耻辱者手记》中的《良知的弹性》一篇中写到：所谓人类的幸福，也许仅仅只是以对自由的那么一点向往，尽力抵制制度的单一，冷硬和残酷，求得一点自由的空间，让人性的丰富性得到一点有限的喘息和伸展。......看一个传统的专制社会有没有改变的希望，也就是看这个社会的民众有没有足够的品质，素质和良知用以构成抵制残酷制度的压迫与 戕害的弹性体系。曾树生就是这种“弹性体系”中的一员，她身背不孝不洁之名维持这四口之家，婆婆嫌弃她，丈夫懦弱，小宣刻板。她面对这种家境中无爱或有爱难伸的状态，她还会于此久居吗？

（2）马斯洛价值观剖析其内因

马斯洛说：“我们发现，在真正自由选择的情况下，成熟的和健康的人不仅重视真、善、美。而且也重视倒退的，生存的和体内平衡的价值：和平和宁静，睡眠和休息，顺从，依附和安全，防范现实和引退脱身......”。“应当记住，基本动机是满足已形成的价值阶梯，......施展特殊才能这种高级的需要是由安全需要的不断满足支持着的，这种安全组要，即使处在不活动状态，它也没有消失。......因此，这些健康的倒退的价值选择，也应当被认为是”正常的，健康的，似本能的，等等，象‘高级价值’一样的情况一样”[《动机与人格》]这段用在曾树生身上恰如其分。也就是树生之“高级价值”的实现是需要“安全”来支撑并不断满足的，她的家中如此状况，“安全”何在？她也曾不断调和与汪母之间的矛盾，力图营造仅有的“安全”的港湾，但汪母固执不化甚至有些迂腐的语言，行为使她冷却再冷却！所以，她只有选择“逃避”来实现她的“高级价值”。

（3）人类动机理论方面剖析

从人类动机理论来看，汪文宣和曾树生都需要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尊重、自我实现的满足，但每一方只能由对方或他人来满足，即只能来自个人之外。“这种依赖状态下的一个人，确实不能说他统治着自己或支配着自己的命运。他/她必须感激满足需要的供应来源。他人的愿望、狂想、规则和规律支配着他/她，而且他/她必须对它作出让步，以免损害了他/她的供应的源泉。在一定程度上，他/她必须是‘他向的’。这就是说，他/她必须调整和适应，依靠发展灵活性和反应以及改变自己来适合外部的情况。”[《动机与人格》

]汪文宣、曾树生所以能走到一起，就是因为双方伊始都能从对方满足自身的安全、从属、亲爱和尊重。在前面我们就提到他们在大学里由于有共同的理想而走在一起，当时社会环境允许他们有这样的理想，生理、安全、爱和归属、尊重都得到了相应的满足。马斯洛在研究需要优势层次序列的百分比中举过这样的数据：一般公民大概满足了85%的生理需要，70%的安全需要，50%的爱的需要，40%的自尊需要，10%的自我实现需要。当汪文宣和曾树生前面四种需要都相应的满足时出现了为他们理想而奋斗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但是环境并不允许他们继续想前发展，社会的腐败，战场的失利，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使大多数人都生活在贫困线上。汪文宣一家也不例外，生活困难成了她们重要的问题，加之丈夫常年患病，懦弱无能，如一个垂死的人，无性的生活，让她的生理需要得不到满足。家庭的矛盾，婆媳争吵，小宣的刻板，使她感觉不到家的温暖，家的安全。为了提高生活水平，曾树生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去做一个自己不愿做的“花瓶”，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住进了租金不少的民国路三层高的“大楼”，供小宣读所谓的贵族学校，与陈经理出入高层社会，接触高层贵族们，但是她一切一切的努力并没有得到周围人的认可与尊重。银行里的职员对她总是虚情假意，背后总是议论她；家里小宣不理睬她；婆婆嫌弃她。文宣的“老好”让她更感到爱的缺失。本来很满足的“需要”在现实面前全部被动动摇了，但曾树生又是一个不甘寂寞和冷落的女子，她的生命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为实现自己的追求，高级需要只有冲破家庭的束缚，争取自由幸福。

四、内因与外因决定其出走的必然

曾树生是一个热情活泼，追慕幸福和自由的新派女性，她最后选择了出走，是社会影响、家庭的推动和精神自主的选择。陈主任那句“因为——因为我爱你啊”不禁使她脸红心跳，但当时她联想到的是“丈夫带哭的病脸，他母亲带着憎恶的怒容，还有小宣带着严肃表情的苍白的脸。”这些都变成了她生活的梦  。曾树生最终选择了跟陈主任走，不管她以后是否成为陈夫人，成为别人唾骂，没责任心的人，但至少，她勇敢地走出了这个“黑洞”似的家。所以，曾树生的出走并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外因促使内因发生质变的必然性。了解了这些，我们可能就不会一味地对曾树生的行为进行贬低和否定，对她可能更多是同情和理解，对她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而摆脱集体的束缚作出艰难的选择给予肯定。

1、马斯洛[美]：《动机与人格》，华夏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58页。

2、巴金：《巴金中篇小说选（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第38页。

3、陆文彩：《中国现代文学女性形象初探》，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96页。

4、汪应果：《巴金论》，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35页。

5、谭兴国：《巴金的生平和创作》，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32页。

6、刘霞：《自卑与超越》，《吉首大学学报》，1997年第二期，第132页。

7、傅松：《雾浓霜重中的悲剧女性》，《九江师专学报》，2004年第四期，第32页。

8、韩金林、方春：《试论〈寒夜〉中女主人公曾树生的出走》，《 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四期，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