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挣扎(一)

黎明前的挣扎

[摘 要]《寒夜》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的出走历来就是一个具有争议的话题。她的出走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环境、家庭矛盾促使自身的性格形成而导致跟随陈经理飞往兰州。作为小资产阶级女性的曾树生，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下，仍然坚持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违背封建道德，在“寒夜”中做出选择来实现自我价值。

[关键词]  出走  内因  外因

一、《寒夜》历史背景及内容简介

《寒夜》是巴金的最后一部中篇小说，也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那时作者正处在一个动荡的时期，他本身就充满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忧患意识。在爱国情感的驱动下，在社会意识的刺激下，也促使巴金的现实主义创作思维开始摆脱了以前创作的某些狭隘，吸取和保持了《憩园》的深刻和《第四病房》的敏锐。使《寒夜》独树一帜，成为一篇难得的佳作。

〈寒夜》是描写抗战后期到抗战胜利初一个小公务员的家庭生活，争吵、和好、咯血、死亡。作家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触，真实地，典型地描写了那个时代下层小知识分子的悲惨遭遇；并怀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描绘了他们的性格，他们的苦闷，他们的挣扎和死亡，揭露了那个“好人受气，坏人得志”的不合理的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寒夜〉主要写了三个人：小公务员汪文宣和他的母亲、妻子。作者通过现实生活的事件深刻地塑造出三位不同的人物形象，使他们成为社会各界人士不断争议的话题。曾树生就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有人认为“曾树生是一个要求个性解放的资产阶级女性。”[《文学评论》  1981年第1期第107页] 也有人反驳说：“曾树生是一个受到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在旧社会的压迫下，失掉了正确的人生态度并且正在不自觉地走向毁灭深渊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文学评论》1982年第2期第144页]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曾树生在旧时代临近终结的时候，在最黑暗寒冷的夜晚，抛子弃夫，为寻求自己的“自由”而跟随陈经理飞向兰州的行为就引起了社会的不断争议。在这里我们无意为她的行为进行辩解，我们只想循着她的改变轨迹，研究、剖析她的内心矛盾的心理路程和她决定出走的艰难选择。通过研究我们不难发现曾树生的出走固然与她的性格有关。的确她对不起生病的丈夫，年迈的婆婆和年幼的儿子。但是它的出走并不仅知识性格的原因，更主要的还有社会环境和家庭矛盾的影响。

二、外因是推助力

1、社会环境的影响是促使曾树生出走的基础

《寒夜》的背景是十分真实的，写作时间与故事发生的时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小说的第一章写汪文宣躲警报的场景就是作者两个小时前亲眼看到的场景：

“我卖掉五封云片糕，两个蛋糕，就是这点儿生意！”一个沙哑的声音从墙角发出来。他侧过脸去，看见一团黑影蹲在那儿。

“我今晚上还没有开张。如今真不比往年间，好些洞子都不让我们进去了。在早我哪个洞子不去？”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声音接着说。

“今晚上不晓得炸哪儿，说不上又炸成都，这么久还不解除警报。”前一个似乎没有听明白同伴的话，却自语似地慢慢说，好像他一边说一边在思索似的。

“昨天打三更才解除，今晚上怕要更晚些。”另一个接腔道。[《巴金中篇小说选》（下）] 

几个小贩的对话，我可以清楚地认识当时的时局是怎样的情况：警报不断、爆炸声无数、官商欺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这些现象都是在作者身边发生的。整部作品的生活都是作者亲身所经历的，整个故事就发生在作者当时住处的四周。在作者住的楼上，在这座大楼的大门口，在民国路和附近的几条街。人们躲警报、喝酒、吵架、生病......这一类的事每天都在发生。物价飞涨、生活困难、战场失利、人心惶惶......尽管不是什么可以载入史册的大事，但是这些事在当时可以说是常常见到，听到那样的人，那样的事，哪些人在生活，哪些事继续发生，一切都那么自然，我们都好像融入到小说中，又好像旁观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欢离合的苦戏。在作者看来，汪文宣一家人都是他的朋友，作者听够了他们的争吵，看到每个人的缺点，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并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同时也忠告过他们每个人，批评过他们，同情过他们，也对他们发生了感情：“我写到汪文宣断气，我心里非常难过，我真想大叫几声，吐尽我满腹的怨愤。我写到曾树生孤零零地走在阴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劝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会掉进深渊里去。但是我没有改变他们的结局，所以我为他们的不幸感到痛苦。”[《谈“寒夜”》  巴金选集]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没有人会顾及到汪文宣、曾树生他们“为教育事业奉献”的理想。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没有人会理会这些小知识分子，这些普通老百姓。当时的社会是官僚、资本家当权的世界，是投机家的乐园，阴谋家的竞技场，因此像汪文宣这样的小知识分子在这里很难找到出路，只有在这里沉沦。汪母从前也念过书，是云南昆明的才女，战争前她在上海过的也是悠闲安宁的日子；抗战开始时与儿子一起回到四川，没有几年的功夫就沦为了一个“二等老妈子”。在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即使抗战胜利了这个社会仍然不属于老百姓。在小说的最后部分有这样一句话：“胜利是他们的胜利，不是我们的胜利。我们没有发过国难财，却倒了胜利霉。”胜利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下生活着的教育学士的曾树生，若为了支撑这个家庭的生活，为了培养儿子上贵族学校，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也许只有靠自己的一点姿色，学会一些应酬技巧，做“花瓶”实现自己的自由。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曾树生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引诱就是她的上司陈经理，因为陈经理能够让她摆脱生活的困难，实现自由。汪文宣描绘的陈经理是这样的：男人似是银行里的同事，有一张不算难看的面孔，没有戴帽子，头发梳得光光。他的身材比她高半个头。身上一件崭新的秋大衣，一看就知道是刚从加尔各答带来的。[《巴金中篇小说选》（下）] 那时正式陈经理与曾树生一起去咖啡店喝咖啡，而汪文宣那一点薪水是不可能去咖啡店的。虽然这引诱着她，但当时她并没有决定随陈经理走，她还是舍不得自己的丈夫、儿子还有这个家。她担心汪文宣的病，她想的更多的是汪文宣，毕尽他们是从大学开始自由恋爱到同居的多年的感情在她心中还是很有份量的。可是陈经理经常在她身边引诱她，陈经理带她出入的是高层社会，身边不泛是一些淑女贵族们的生活，并在耳边说：“你不应该为你们家牺牲，他们都不关心你，你何必管他们的事，你不能这样白白浪费你自己啊。”曾树生看到这些，听到这些，不时心里会想到自己现在是怎样的：没有温暖的家，善良懦弱的患病丈夫，自私顽固保守的婆婆，冷漠毫无生气的儿子。这是怎样的家啊！争吵、仇视、寂寞、贫穷，已经消耗了她的青春。她所追求的自由、幸福，该如何来选择？当调职通知书来时，丈夫没有一句挽留，在这个家十几年，婆婆一直认为她只是儿子的一个“姘头”，儿子对她漠不关心。这一切的一切已经让她对这个家失去信心，她要追求自由，追求幸福，为自己的自由幸福进行反抗。

2、家庭矛盾是曾树生出走的催化剂

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那时“脑子里满是理想”，从事教育事业，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那时的爱情坚贞不渝，生活美好幸福，但现实却使他们的理想破灭了，到《寒夜》里一切都变了。

汪文宣曾痛苦地说：“我从前并不是这样的。以前我和树生、和我母亲、小宣，我们不是这样活的。”是的，民族的灾难深重的时代已经将他的理想破灭，为了生活，汪文宣在一个图书公司做小公务员，整天埋头校对工作。汪文宣善良而懦弱，虽勤劳认真做事而仍受轻视，因正派不善巴结而心情郁结，至而胆小怕事，自怨自艾，甘受欺辱，工作几年下来，地位越来越低，生活越来越苦，意气越来越消沉。他为了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位置，为了那不死不活的生活，不惜牺牲了自己年轻时候所宝贵的一切，甚至自己的意志。然而就这样苟安的生活也维持不久，他终于害了肺病，失业，吐血，失掉声音痛苦的死去。他要活，他要公平，旧社会不让他活，不给他公平，就连他渴望看见家庭和睦，也无法如愿。

（1）现实的残酷,外界的诱惑

曾树生为了能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管别人的看法，靠自己的漂亮脸蛋儿，会应酬，找到了一个薪水高的位置。她并不愿意做“花瓶”，她一再向文宣诉说她的苦衷。“说实话，我真不想在大川做下去，可是不做又怎么生活呢？我一个学教育的人到银行里做个小职员，让大家欺负，也够可怜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巴金中篇小说选》（下）]可是为了解决生活困难，为了避免吃苦，她也甘心做“花瓶”。为了追求自己所谓的“自由”，为了获得精神上的享受，物质上的满足，她跟随陈经理飞向兰州，抛弃自己患病的丈夫，使得丈夫咯血生亡，儿子和婆婆四处漂泊。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出，当你接触到现实社会时，无论有多大的志向，多么宏远的目标，一切都将化为泡影，都将围绕着生活而奔波。他们夫妻关系不再像以前那样融合，一个有着强烈现代意识的女性的曾树生，她在汪文宣那里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满足。在她的记忆里只有近几年来的艰辛，没有希望和奇迹，面对她的只是一个“垂死的人”。每天对汪文宣的询问病情成了“例行公事”，就连吃饭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饭后更不会有温暖，只有灰暗的灯光，单调无味的闲谈，带病的面容。曾树生只有苦闷、空虚。她所追求的“自由”，用她的话来说局势“自己的青春绝不能这样白白浪费掉”。如果说汪文宣被他的上级提拔升了官作主任或是其它的，可能曾树生不会走，可是恰恰在当时环境下汪文宣办不到，只有陈经理能给她想要的。

（2）婆媳间的不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