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一)

浅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艺术特色——以《大淖记事》为例

[摘 要]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别有特色。主要表现为雅俗并济的大白话，返朴归真、浅显直白；文中大量采用了地道的苏北水乡方言，贴近老百姓自己的生活，令人倍感亲切。同时，还有浓郁的文言色彩，清淡自然，别有情致。随着80年代的文学创造的繁荣发展，作家的创作个性日益彰显出来，以构建现代审美原则为宗旨的“文学的启蒙传统”悄悄地崛起并走向繁荣。汪曾祺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审美视角，就其语言艺术来讲，其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诗意性和叙事性和谐交融，俗中见雅，雅中见俗，淡而有味，继承了其师沈从文的语言风格；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全局把握，行云流水等让其在文学史上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 小说、口语、方言、文言、语言、特征、真实性、打破小说、诗歌、散文的界限重视对氛围的渲染 健康的人性美朴实无华行云流水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这种语言的魅力显然和他那极富表现力的语言是分不开的。在他的文论中,谈到小说语言的内容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他曾反复阐述:“小说的语言不是纯粹外部的东西,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是小说的本体,写小说就是写语言。”并以这种小说语言本体论代替了五四以来的小说语言工具论。读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积累，并且善于学习民间语言，同时也不乏现代意识。在他的小说语言中，最能充分体现出他的文化修养及美学追求。        

    诚然，作家是最讲究语言的。将汪曾祺小说中的语言称之为“诗化的语言”，不仅是因为其小说语言的优美，更重要的是其更胜人一筹的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在汪曾祺看来，美的、富有诗意的生活是丰富生活的组成部分，作家的任务就是将这个部分用自己的方式，尤其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而汪曾祺小说语言的魅力正是在于他能够用独特的口语化的语言，将民间日常平凡生活中的这种美和诗意表现出来，告诉给人们生活是很有意思的，也是很有意义的。 

    首先说一下他的雅俗并济的大白话。汪曾祺从小就生活在苏北高邮水乡，这里的民风十分淳朴，在作者的眼里心底，“这一切真是一个圣境。”对于这里的一切，作者无不怀着温馨的感觉。故乡人说话的习惯、表达情感的方式、日常行为的准则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都深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中，这使他的情感、气质、心灵都显示出鲜明的乡土文化特征。在他的小说中，将家乡的俚言俗语与现代白话文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又从古典文学和群众语言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错落有致、亦庄亦谐、文白杂糅的“大白话”的语言风格，这种类似于长短句的大白话，浅显直白，却又充满古典韵味，字里行间都浸透着一种淡泊超然的气韵。

汪曾祺的大白话，并非是白开水似的大白话，而是返朴归真、雅俗并济的大白话。这是与汪曾祺对日常生活的一种深切体悟密不可分的。它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语言意识，既能够建立在日常语言基础之上，又能够表现出它对日常生活的超越性。这种大白话式的小说语言是在自发的个体语言之上的提炼与升华，他可以对众多的个性化口语、书面语言进行感知，察觉其背后的思想感情、人生经验以及对于生命的认识，并且能够把这些语言进行提炼升华，形成自己独特的语言写作风格。这种独特的语言写作是作者对日常生活的一种重现和创新，它能够比较客观地描绘日常生活世界以及个体的生存状态，但也能够创造性地融入了作者自身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小说语言世界。有人认为汪曾祺的语言为“韵白”，认为作家总是通过语言修辞来实现对世界的想象的。的确，一种语言形象的想象，也就成为一种社会生活的想象。汪曾棋小说的大白话，实际上是体现了一种凝结着现代作家认同的现代白话文形象。在这里，他的大白话，既可以看作是现代作家审美情趣的体现，也可以看成是现代作家自我想象的一种方式。

有人认为汪曾祺的这种“大白话”式的小说语言，实际上是一种“写话”式的文学语言。其实这两者是一样的。称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为“写话”，这是因为汪曾祺一直认为“照生活那样去写生活”，“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做到无意为文，写得像谈家常话似的”等的观点，这也是汪曾祺所坚持的美学观念。然而，他的小说语言并不仅仅是原生态的口语化语言，而是对日常语言经过必要的“发酵”之后形成的这种“写话”或“大白话”式的独特的语言风格。

    其次说一下他的地道的方言。自五四以来，尝试着把民间语言溶入写作的人当然绝不只是汪曾祺一个。老舍也热衷于此。但是倘若拿这两个人相比，我认为汪曾祺则更胜一筹。这是因为老舍的民间语言多半只能构成一定的语言特色，而小说的总体框架还是相当欧化的。汪曾祺则与此不同，他的小说往往是在大的叙述框架上，来有意顺从现代汉语中口语叙事的规则。《大淖记事》中挑鲜货的姑娘们喊的口号：“好大娘个歪歪子咧”，还有在《星期天》中的“操那起来”，既有地方色彩，又把人物写活了，再如《岁寒三友》中一段“早！早！吃过了？偏过了，偏过了！”极其富有情趣。运用方言实际上就是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去贴近生活，像这样的语言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处处皆是。因此，多年后的汪曾祺总不忘强调民间语言对自己的影响。

    最后说一下他的浓郁的文言文色彩。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曾祺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翻遍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呢？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中去找原因了。

   以《大淖记事》为例，从以下五点说一下：

    一、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