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悟空的人物形象(二)

如果把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作为一个全过程来看，它的矛盾是一个发展变化着的动态过程，这个过程贯穿着孙悟空始终对自由、平等追求的不断升级，不断向高一层次樊登的正常要求。生命问题的自由平等属于最基础的层次，这一层次的问题解决了，自然而然就会考虑到自身的社会地位，自我的价值取向。如果玉皇大帝的人才观和用人制度是比较民主的、实事求是的，能合情合理地使用孙悟空，而不是极端的蔑视和欺骗，那么孙悟空就很可能安于其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退一万步说，玉帝起初因为不了解孙悟空的本事，错封了“弼马温”，但后来不是虚与委蛇，而是真正赋予孙悟空以“齐天大圣”的责、权、利，那么也不会激化孙悟空同天廷的矛盾，最终变得势不两立。正是愈欺骗愈压制，反抗的力量就愈强大，意志就愈坚决。

孙悟空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可避免地激化为同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冲突，他毫无退路地把自己放到了同一种根深蒂固的制度相对立的地位，而这种制度的核心是任何一位最高统治者都不容许触动其毫毛的森严的等级制度。一切封建统治的规章制度秩序都是为维护等级制的永远牢固而设置的，等级制的规矩是万万破不得的。以一个孤立无援的志士，去同一种历史弥久顽固不堪的等级制相抗衡，即使他有很大的本事，也难奏回天之效，孙悟空悲剧的根本原因大抵在此罢。

孙悟空不仅敢“非议”，而且敢^造**。不仅敢^造**，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倘若让孙悟空坐上龙床，那么“固有的精神文明”就会毁于一旦。对于玉帝和如来这些高踞在专制等级制金字塔尖上的“独尖”，还有比这更大的威胁吗？于是一切由等级制而带来既得利益的各派力量，结成“同盟”来围剿无法无天的孙悟空就是必然的了。

最终大闹天宫以孙悟空的失败而告终，但这个过程却是《西游记》全书最闪亮的部分。就孙悟空的形象特征而言，这是集中表现他对自由平等追求的最充分最完美的部分。只有在大闹天宫的过程中，孙悟空才是真正的敢想、敢说、敢作的大英雄，他的大闹天宫的行动令人神往，使人对森严等级制度的存在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作者吴承恩所处在明代中后期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他们必须会对自由平等萌生自发的要求，期望着等级制既成格局的打破或者至少是调整，从而使自己在国家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全局中占有合法的席，吴承恩正是艺术地反映了这一特定的历史现象。恩格斯认为：悲剧乃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孙悟空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

（二）

《西游记》的艺术情节逻辑地显示了孙悟空在同维护玉帝为自的“神圣同盟”的决战中，因为总体实力的过分悬殊而归于失败。而皈依佛门，保唐僧取经乃是被镇压在“五行山”下，求生不是，欲死无门时的唯一选择。

我们不能无视甚至否认孙悟空向神仙佛“神圣同盟”妥协了的确凿事实。从大闹天宫意欲推翻玉帝皇权，转化为服从皇权保唐僧到西天取经，孙悟空坠入了不能自拔的悲剧怪圈。只许你规规矩矩，不准你乱说乱动；只许你吃大苦耐大劳保唐僧西去，不许你自由在驾“筋斗云”独来独往。如有违犯，“紧箍咒儿”立即念动，予以惩罚。如来的“五行山”化成了一只“嵌金花帽”戴在孙悟空头上。如要不受惩罚，只有强制自己从内心到行为，都自觉接受皇权佛法的规范。孙悟空保唐僧取经说得好听些是“修行”，实行上是在磨灭以往的锋芒。一旦锋芒锉平，棱角磨圆，自会安于现状，苟且偷安，走向自己原先无畏地追求平等自由的反面，这是个异化的过程，大抵是不容置疑的。

孙悟空在西天取经路上的降妖伏魔，至今令人神往，便论定西在取经事业是大闹的继续和发展，这种说法未免佳。就孙悟空的形象塑造来说，确实由“大闹三界”（主要是“大闹天宫”）开始，中经“取经缘起”，转入“西天取经”，直至取经成功得到“正果”而最终完成。情节是性格的历史。就这个意义上来说，“西天取经”时的孙悟空是“大闹天宫”时孙悟空的继续，当然未尝不可。但继续并不定是胶进，也有可能是倒退。西天取经路上的降妖伏魔，排除万难，确实仍可看到当年大闹天宫所向披靡的神武英勇，他所殄灭妖魔鬼怪的斗争也包含有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势不两立的成分，但这充其量只是局部性的纷争了。由直接反对天廷的等级制，到承认服从神仙佛的等级制，从喝令玉帝让位，到至多鞭挞批判统治者的昏庸；从以玉帝为敌手，到只从事铲除统治者身边的坏人以及形形色色的虐民妖魔；由彻底变革到被迫占滴改良。试问，西天取经时的孙悟空到底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

明清小说戏剧研究专家张锦地先生将《西游记》与李贽的《焚书》进行比较研究，指出：“《焚书·童心部》认为：‘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含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收；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这种‘童心’说作为一种人性观念，李贽用以反对程朱理学的天命之任说，称颂人的一种未受官方御用思想浸蚀过的天真纯朴的先天存在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所谓要求自由自在生活的天性。作为一种道德观念，李贽用以反对一切虚伪，矫饰，反对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孔孟在内。作为一种文艺观念，李贽用以作为创作基础和方法，也就为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转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主义文艺铺平了道路。试看那《西游记》中孙悟空身上那种恍若与生俱有的要求平等的天性，特别是在花果山时期那种作为‘大自然的儿子’形象，不正体现了这三者的完美统一吗？”这种借“童心说”来分析孙悟空，借同时代先进思想家的学说来分析优秀艺术家创造的艺术形象，其方法和结论，都是很精辟的。

关键在于，“齐天大圣“终于转变为唐僧忠心耿耿的大弟子，原先那颗纯真的“心”终究被等级制所污染乃至摧残。孙悟空的悲剧诚然是不可避免的，是不能苛求于他的，但是我们毕竟也不能认为，孙悟空那颗天赋“心”，在西天取经路上是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事实上，孙悟空的“真心”越往西天目的地行进，就越受制约，越益淡薄，直至完全泯灭。

这时有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即西天取经的“经”到底是什么东西？倘若如来令唐僧师徒四人万里迢迢、费尽千辛万苦从西天取来送往东土大唐的佛经，果真能拯救万民于水火，那么西天取经的评价又会另当别论，因为着眼于社会效益，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孙悟空自身自由平等的损失也还是值得的。但是《西游记》并没有提供这样完整的情节。

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被迫放弃了“真心”的孙悟空却必须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执行他们意志。到头来锐气丧失、斗志泯灭，却被如来封为“斗战胜佛”，总算挤入了佛界的领导集团，在总共63把交椅中，坐上了第48把交椅，居然位置排到了观世音菩萨的前面。在佛的行列中处在最后，却又比一切菩萨要靠前。定位于此，这对于原先最深恶痛疾等级制的孙悟空来说，到底是安慰还是讽刺呢？

从反对等级制的斗士到最后享受等级制实惠的“斗战胜佛”。孙悟空头上当然再也没有“紧箍咒儿”了，但其时他早已收起了“金箍棒”，高坐在莲台之上，跟着如来诵经念佛，再也不会为自由、平等去拼搏去战斗了，因为他走完了自己的全过程，“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

（三）

历数中外文学史上，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从经典中汲取题材，以神魔的形式来描写敢于向旧制度、旧传统挑战，争取自由平等的艺术形象并不少见。

孙悟空的艺术形象的方方面面足以组成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

首先，他有敢于斗争、藐视一切封建权威的叛逆精神，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强烈愿望，是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最基本的特点，这个特点体现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要求。

其次，孙悟空具有鲜明的爱憎分明精神。他仇恨一切兴妖作怪、残害人民的妖魔鬼怪，他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和一切善良的人们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孙悟空的这一艺术特点，寄托了古代人民要求彻底铲除邪恶势力的强烈愿望，表达了广大人民要求团结斗争、争取自身解放的坚强决心。

再次，孙悟空还具超凡的智慧、卓绝的才能、洞察一切的眼力和清醒的头脑，孙悟空的斗争过程的艺术，凝结着古代人民丰富的斗争和卓越的智慧，至今对我们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最后，我想说明两点：

一，强调孙悟空这个形象的悲剧性并不是去否定他。先不说大闹三界的英雄业迹，就西天取经的过程中，即使在孙悟空深陷在不得不服从神仙联盟意旨的悲剧中，他所体现出来的“敢问路在何方”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不能否认的。深陷悲剧的孙悟空，仍不失为悲剧的英雄！他的身上仍闪烁着中国式脊梁的光彩！

二，作者吴承恩的世界观与创作观的局限，但是我们绝不能苛求于他。《西游记》本身的价值，取得了中国文学史睥光辉地位；它以孙悟空的反抗形象鼓舞着人民向封建主义和邪恶势力做战斗；它的讽刺和概括的斗争方法与手段，启发了几个世纪来人民的智慧；它的艺术形象教导人们去认识生活；它在形象创造及描写手法等方面的艺术成就，至今仍对我们有着深刻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名作欣赏》杂志      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年第5、8期

《文史知识》          李希凡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年第8期       

《西游记》            吴承恩            人文出版社         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