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二)

   “他们在沙洲的茅草丛里一直呆到月到中天。月亮真好啊！”多么唯美温馨的画面，“月亮”象征着他们出淤泥而不染的爱情，“月亮真好啊”展现了朴实、纯真的爱情。纯洁、坚贞的爱情是人性美的一个部分。

    在汪曾祺的其他小说中，有更为明显的展现。“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浆飞快地划起来，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穗，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线。有的地方结了蒲棒，通红的，像一枝一枝小蜡烛。青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受戒》）明海与英子划着小船进入了爱情的理想国度，也驶进了汪曾祺情感的理想境界。在碧波芦荡中，美丽的景色孕育了健康的人性，展现了人性美。写出了朦胧的爱，迷离的情，写出了他们的朴质、纯洁、浪漫与天真，不事雕琢而明明如画，醉人心田。澎湃的灵性，梦幻的诗趣，一尘不染的情思，演绎了一场朴实无华而又不落俗套的爱情故事，成为人性美灿烂的圣歌，动人心弦。

汪曾祺不仅擅长自然风光的描绘，而且擅长用风俗来渲染氛围，以展现人性美。“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原始淳朴，充满了人间的烟火气，展现他们的七情六欲，表现出一种超功力的潇洒与美”。“ 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大淖记事》）。而“风俗”更能体现汪曾祺小说重视氛围的渲染，展现人性美。“风俗”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自觉的呈现，甚至反映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又是来自民间，其生命里极强。小说中大量对“风俗”进行生动、细致的描绘，也可以增强其趣味性。汪曾祺笔下的“民俗”描写，人称“风俗画”写法，有其独特性。

不自觉的写作中，汪曾祺对风俗的描写，实则是渲染氛围，展现人性美。例如：锡匠们的娱乐便是唱唱戏。他们唱的这种戏叫做“小开口”，是一种地方小戏，唱腔本是萨满教的香火（巫师）请神唱的调子，所以又叫“香火戏”。这些锡匠并不信萨满教，但大都会唱香火戏。戏的曲调虽简单，内容却是成本大套，李三娘挑水推磨，生下咬脐郎；白娘子水漫金山；刘金定招亲；方卿唱道情，……可以坐唱，也可以化了装彩唱。遇到阴天下雨，不能出街，他们能吹打弹唱一整天。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听。“小开口”萦绕一种闲适的氛围，寄托“大淖”人们的向往，“附近的姑娘媳妇都挤过来看”把女性喜欢热闹以及异性间不回避的吸引展现出来，质朴，洒脱，更显其人性美。要达到这样的效果，语言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读汪曾祺的小说似乎去乡间漫游，其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风俗画”， 渲染了氛围，凸显出人性美，健康的美

  四、和谐与风俗的美 

读多了汪曾祺的小说，不难发现，他的作品虽说浅显通俗，但并不粗俗和肤浅，而是洋溢着深浓的文化气息，具有和谐和风俗美的特色。我在读汪曾祺小说时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但凡涉及到一地的美食、艺术、戏曲、音乐、俚俗及行业知识，总是不厌其烦，娓娓道来。在汪曾祺小说中，那些随时插入的成分，多关乎风俗民情和自然景观，且以一种看似漫不经心、说到哪儿就是哪儿的神韵展现出来，它不只是营造了一种氛围和意境，而且形成了汪曾祺小说的独特的结构方式

汪曾祺小说中有大量关于风俗画卷的描绘，因此汪曾祺被称为“风俗画家”。汪曾祺说过：“我以为风俗是一个民族集体创作的抒情诗”[1]。他认为：“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对‘活着’所感到的欢悦，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组成部分” [2]。由此看出在汪曾祺的小说中关于风俗画的描绘是有意为之的。

汪曾祺关于和谐的表达有两种：一种是直接呈现生活中的和谐或者创造一种和谐，另一种是化生活中的不和谐为和谐。对于前者如在《故人往事.戴车匠》中对戴车匠技艺的艺术性描绘以及《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的和睦尽职。关于《受戒》则是创造了一种和谐之美，写了尘世佛门之间的亲融洽，写了明海与小英子之间纯洁朦胧的爱情。汪曾祺不热衷于故事，他将故事让位于风俗，气氛和意境，这使他的小说除了“真实”以外，更多了一些抒情色彩和风俗画意味。汪曾祺好写风俗，善写风俗，风俗是他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他的小说又不同于风俗志，他是用审美的眼光来看待风俗的。《大淖记事》一开篇就极力描绘大淖四时的景物与风土人情，以致有人说〈大淖记事〉开篇太长，写了些与人物不相干的四时风情。同样在〈受戒〉的开始也写了大量荸荠庵和尚们的生活及当地的风俗。真的象有些人说的那样不相干或者开篇太长吗？不是的。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写风俗的目的还是为了写人，[3]”风俗画成了人物的写照。他说：“写风俗，不能离开人，不能和人物脱节，不能和故事游离。写风俗不能流连忘返，收不到人物身上。[4]”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汪曾祺的作品常以风俗起笔，进而引出人为。

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有些是以风俗作为人的背景，有些是把风俗和人结合在一起，风俗成为人的活动和心理的契机。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写风俗占篇幅最长的是《岁寒三友》里描写放焰火的一段。“这里写的是风俗，没有一笔写人物，但是我知道自己笔笔都着意写人，写的是焰火的制造者陶虎臣。我是有意在表现人们放焰火时的欢乐热闹的气氛中表现生活一度上升时期陶虎臣的愉快心情。[5]”

附 参考文献：

[1] 《谈风格》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53页 

[2] [3] [4] [5]《谈谈风俗画》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61页

[6]《小说笔谈》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32页

[7]《桥边小说三篇.后记》见《汪曾祺文集.文论卷》68页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3年9月第一版

[8]《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 温儒敏 赵祖谟 主编 266页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1月第一版

[9]《审美现代性的追求》 王义军 著见202页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3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