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一)

论汪曾祺小说的语言特色

【内容摘要】：汪曾祺的小说俭省、疏放、淡远，而又从中透出凝重、显现奇崛。在其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作者传承着祖国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其内心对生活的热爱、对人性的赞美。汪曾祺的小说语言优美，不管是叙述事件还是描绘景物，是写对话还是描写人物，都显示出和谐、风俗的风格。

【关键词】：小说语言 真实性  文言文   人性美    和谐与风俗

汪曾祺就像是一阵清风在新时期的文坛上刮过，让人眼前为之一亮。许多人都喜欢汪曾祺，十分喜爱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他的小说语言如同是铺在池底的鹅卵石一般，干净清爽，十分圆润。

一、语言的真实性

    艺术来源于生活，生活是艺术的唯一来源。脱离生活的艺术其生命价值较低。例如，贾平凹本来对农村生活，民间文化有较深的了解，写出了《商州初录》等优秀作品。但后来他转入写城市生活，由于没有深入、细致的了解，因此比较肤浅，文学价值不高，如《废都》，引起了广大读者的争议。

   汪曾祺就注重对现实生活的把握，很多小说里的人物、语言、环境可以在他的故乡、他熟悉的环境中能找到原型。在《逝水<大淖记事>是怎么写出来》中，有这样的描述：“我从小喜欢到处走，东看看，西看看……路过铁匠店，我走进去看老铁匠在模子上敲打半天，敲出一个用来钉在小孩虎头帽上的小罗汉。路过画匠店，我歪着头看他们画‘家神菩萨’……”《大淖记事》里的大淖、铁匠、妇女、人物的习性，说话的腔调几乎都能从他的故乡中找到原型。其语言来源于生活，朴质真实，体现在口语化和地方方言的使用。

王安忆说“汪曾祺的小说，可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件最平凡的事情。” 不加过多的粉饰，信马由鞭。王安忆又说：“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尽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正如上面所说他朴实地再现了生活。例如：“这里的人，衣服被里洗过后，都要浆一浆。浆过的衣服，穿在身上沙沙作响。浆是芡实水磨，加一点明矾，澄去水分，晒干而成。这东西是不值什么钱的。一大盆衣被，只要到杂货店花两三个铜板，买一小块，用热水冲开，就足够用了。”（《大淖记事》）。用极其平凡、朴质的语言，详细地给我们描述了衣服怎样浆洗。他喜欢用“的、得、过、跟、了、去”等，加强了文章的口语化。

小说中常出现方言，或者是民间小调等民间语言，亲切、自然，也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如莲子爱唱“打牙牌”之类的小调：“凉月子一出照楼梢，打个呵欠伸懒腰，瞌睡子又上来了。哎哟，哎哟，瞌睡子又上来了……”。再如，姑娘媳妇当挑夫时，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方言、小调等民间语言，本来就是来自民间，真实地再现民间的生活场景，反映民间的心理状况，其语言的真实性蕴含其中。

二、浓郁的文言文色彩

有人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曾祺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翻遍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的印象呢？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中去找原因了。

其实汪曾祺除了从日常口语、方言、民间文学中寻求语言素材外,还非常重视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而且对古典文学所特有的凝练、传神、含蓄,一直情有独钟,偏爱有加。汪曾祺的语言不但继承了唐宋散文的流风，也继承明清散文的传统。他喜爱《世说新语》和宋人笔记，说“唐人传奇本多是投之当道的‘行卷’。因为要使当道者看得有趣，故情节曲折，引人入胜；又因为要使当道者赏识其才华，故文词美丽。是有意为文。宋人笔记无此功利的目的，多是写给朋友们看看的，聊资谈助。有的甚至是写给自己看的……是无意为文。因此写得清淡自然，但，自有情致。”他也一再提到过明代作家归有光对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尤其是归有光的《项脊轩志》、《寒花葬志》等一些散文写得像聊家常话似的，叙述语言与人物语言的衔接十分自然，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我受营养最深的是明朝大散文家归有光的几篇代表作。归有光以轻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物，亲切而凄婉。这和我的气质相近，我现在的小说里还时时回响着归有光的余韵。”有了这些“余韵”，汪曾祺的语言就能够在现代汉语和古代文言文之间建立起一种内在的联系。为什么那些平平凡凡、十分普通的日常口语一融入汪曾祺的笔下，就能够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秘密就在这里。

记得《陌上桑》中描写罗敷的形象有这么一段“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者见罗敷，脱帽著绡头。耕者见罗敷，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把罗敷之美通过侧面描写烘托出来，十分巧妙。读到《大淖记事》中描写“巧云”的一段“她在门外的两棵树杈之间结网，在淖边平地上织席，就有一些少年装着有事的样子来来去去，她上街买东西，甭管是买肉，买菜，打油，打酒，撕布，量头绳，买头油、雪花膏，买石碱、浆快，同样的钱，她买回来，份量比一般人多，东西都比别人好。这个奥秘早被大娘、大婶们发现，她们就托她买东西，只要巧云一上街，都挎了好几个竹篮，回来时压得两个胳膊酸痛酸痛。泰山庙唱戏，人家都是自己扛了板凳去，巧云散着手就去了。一去了，总有人给她找一个得看的好的座。台上的戏唱得正热闹，但是没有多少人叫好。因为好些人不是在看戏，是看她。”你就会发现两者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

在文学创作中尝试文白相杂，文白相融的作家当然也不仅仅只是汪曾祺一个，但是我认为能在写作中，把白话“白”到了家，然后又能把充满文人雅气的文言因素融入到其中，使二者能够刚柔相济，和谐统一，让人看着只觉得原本就是一个整体。在汪曾祺的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蕴藏在文中的真、善、美，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五千年所传承下来的传统美德和传统文化的发现，以极其虔诚的态度来表达作者内心对生活的热爱以及对人性的赞美。他的小说读起来平和淡泊，但在你静下之后细细回想时却又能感觉到自有一番情趣，把为人处世的哲理隐藏在世俗琐碎的小事中，把人性最真最美的一面展现在患难夫妇相濡以沫的生活里，文中的每个人每件事在他的眼里都是一首诗。他的语言显得纯熟而又简洁，通俗而又文雅，是一种淡泊而饱含情感的语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语言。老子说，上善如水。水有一望无垠的大海，有波涛澎湃的大河，也有清澈见底的小溪，汪曾褀的语言就像那绵延不断的小溪，缓缓流动，“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给读者留下持久的美的享受。

三、能展现人性美

  《大淖记事》开八十年代中国小说新格局之一的小说。“汪曾祺小说的风土人情不是故事的环境描写，而是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精神出现，人物、环境、故事、情节倒退到了次要位置，使当时不可动摇的创作原则（如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由此得以根本上的动摇。‘五四’以来被遮蔽的审美的传统得以发扬光大”。重视对氛围的渲染，来展现人性美。这种“人性美”就是一种艺术审美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