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风格即人”(二)

“风格即人”也好，“文如其人”也好，都印证了“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中所显现出来的基本特色。”作家的创作个性是指作家所特有的生活道路、思想倾向、心理素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等精神特点的总和。一般而言，那些有独创性的作家，有什么样的创作个性，就会在作品中流露出什么样的艺术风格。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中还说：“气以实至，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是以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子政简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坚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虚周二藻密；仲宣躁锐意，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嗣宗口傥，故响逸而调远；叔夜俊侠，故兴高而采烈；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荣而辞隐。触类以推，表里必符。”这段话的意思是“气质充实情志，情志决定语言，文采的吸纳和表现，无不和作者的情性有关。贾谊才智过人、意气风发，所以文辞洁净而风格清新；司马相如狂傲夸诞，所以文章情理放诞而词采扬厉；杨雄性情沉静，所以文章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刘向坦率平易，所以文章意趣明白而事例广博；班固典雅精深，所以文章论断精密而思虑细致；张衡博学通达，所以文章考虑周详而文藻绵密；王粲争强好胜，所以文章锋芒毕露而才气果断；刘桢性情狭隘，所以文章言辞壮烈而情思惊人；阮籍洒脱不拘，所以文章超逸而情调悠远；嵇康俊伟豪侠，所以文章情致高超而辞采剧烈；潘岳轻浮敏捷，所以文章辞锋显露而音韵流畅；陆机矜持庄重，所以文情丰富而辞义含蓄。由此类推，外在文辞风格和内在的性情气质必然相符。”这里，刘勰列举文学史上的十二位作家，论证了作家个性与作品风格的密切关系：即文学风格乃是以作者主观的个性修养为根基，作家的个性修养常常能够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有什么样的作者，便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以何种个性修养作为根基，作品便会呈现出何种品味、趣味和格调。同样，对于成熟的作家来说，他有什么样的个性修养，他的作品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格。

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我们应当把布封的“风格即人”中的“人”理解为作家的“创作个性”，而不应该把它狭隘地理解为作家的人格。“人格”有多种含义。有道德的上的人格，它指一个人的品德和操守；有法律意义上的人格，它指享有法律地位的人；有文学意义上的人格，它指人物心理的独特性和典型性。在心理学上，由于心理学家各自的研究取向不同，对人格的看法也有很大差异。我们认为，人格是构成一个人的思想、情感及行为的特有统合模式，这个独特模式包含了一个人区别于他人的，稳定而统一的心理品质。

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去看问题。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统一体，而矛盾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说法，有其极大的合理性，但它未能揭示风格与作家人格的关系。我们读屈原的《离骚》，不仅钦佩他“路漫漫而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求真理的顽强精神和“岁九死其犹未悔”的献身理想，而且也赞叹他“常太息以流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操，就因为屈原在诗歌中所表达的政治态度和理想与他在现实中的表现是一样的。我们读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再看他领导抗元斗争的艰苦历程和他视死如归的表现，更增强了对这位伟大名族英雄的崇敬。读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诗句和他的杂文著作，再看他和反动当局及其走狗的斗争，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更加伟大。再如，庄子散文所呈现出的汪洋恣肆、博大深沉的艺术风格与他的人格是高度一致的。这是因为，庄子那“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孤傲不群的性格、超凡脱俗的心境、希望和大自然融为一体的人生理想等人格素质，与他那一贯崇尚素朴自然之美的艺术理想、审美情趣、运笔如飞的艺术才能，纵横自如的想象力，虚静的审美方式等审美素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曹雪芹等，都是“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典范，都说明了“风格即人”“文如其人”的说法是正确的。 

“风格即人”、“文如其人”对绝大多数作者是适用的，但也不尽然。有些作者及其作品，所表现的政治主张、思想道德、生活情趣与其本人的现实大相径庭。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荒淫亡国之君，但他“性敏惠”、“好学，善属文”，他写文章“口诵尧舜之辞”，话说的冠冕堂皇，做皇帝“身为桀纣之行”，荒淫无道，横征暴敛，民不聊生，以至天怒人怨，亡国败家。这种“人不如文”即“口诵尧舜之辞而身为桀纣之行”的现象在文学史上有很多。韩愈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对于他的散文，后人赞不绝口，奉为楷模，而对于他的人格，后人却颇有微词。宋代哲学家朱熹说他“只是要做文章，令人观赏而已”。苏轼也说他“韩愈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知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的确，在现实生活中，韩愈的人格素质中有着贪权媚贵、好财溺色的一面，这与他的散文所显示出的那种浩然大气、正人君子般的风格相去霄壤。在生活中，为了获得功名利禄，韩愈常常向权贵们乞求恩赐，他向权贵们发出的一封封口气卑微、读之令人肉麻的乞求信，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这竟是出于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之手。

李国文先生评元稹说“中国文人最值钱的，是他的才华，中国文人最不值钱的，是他的人格。当然，也并非悉皆如此，但很大一部分文人基本如此。这也是我们翻开厚厚的文学史，常常不禁为之掩卷、扼腕叹息的缘故。在唐代，与白居易齐名，世称‘元白’的双子星座之一，创‘元和体’新诗风，为中唐诗坛扛鼎人物之一的诗人元稹，恰巧就是这样一位令人遗憾的典型。他的诗，写得非常之美妙；他的人，做得却是相当之糟糕。这种两面性、复杂性，不光为舞文弄墨之人的通病，大概也是人类概莫能免的劣根本质。因此，卑鄙与崇尚，苟且与正直，污秽与完美，邪恶与良善，同时聚合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很正常的事情。……虽然“文如其人”这句话，并不百试百验。但无论如何，‘文为心声’这句话，总会有蛛丝马迹，可以稍知秘辛，总会在字里行间，微露堂奥底里。而元稹这篇《莺莺传》，应该是进入他内心世界的最佳门径。再没有比这篇美文，更能表现元稹做人与作文的强烈反差了。”

所以，早在金代，著名诗评家元好问就有所谓的“心声心画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的感叹。后来，都穆在《南濠诗语》中进一步解释道：“杨子云曰：‘言，心声也；字，心画也。’盖谓观言与书，可以知人之邪正也。然世之偏人曲士，其言其士，未必皆偏曲，则言与书又似不足以观人者。故元遗山诗云……有识之士固如此。”清代著名学者纪昀也深感“以文观人”或“以人观文”说得简单和教条。他说：“此亦约略大概言之，不必皆确。人与文绝不类者，况又不知其几耶！”在上世纪40年代，钱钟书先生在他的《谈艺录》也说：“心声心画，本为成事之说，实是先见之明。然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

虽然从古至今有许多“人不如文”的例子，但“风格即人”“文如其人”仍然是文坛的主流，正是那些正直的文人写成了一部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史。

所以“风格即人”或“文如其人”的说法简单明了地概括了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和他创造的作品之间存在着的一种内在的对应关系，它理应成为我们认识和研究风格问题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和出发点。但是，如果我们对风格的认识和研究仅仅停留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并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对作家的创作风格与其人格关系作如此简单的描述和比附，那么，我们对风格与人格关系的认识就未免太简单、太肤浅了。

参考文献：

1.童庆炳：《文学理论新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5

2.姚文放：《文学概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4

3.徐克瑜：《文学风格与作家人格关系问题新探---兼谈“文如其人”命题的传统文化意蕴和当代价值》，甘肃社会科学，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