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词在两宋的审美接受(六)

刘勰尝言：“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所谓经学化，是指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史上，几乎每一种新兴文体的出现，皆走过一条由闾里俳偕调笑娱乐之文走向大雅君子言志载道之文的道路，皆要承担家国教化之责任。纵观我国文学史的发展，小说、词、戏曲莫不然。宋代文学的典型代表样式是词，在宋代词坛上最具革新影响力，将词从作为娱宾遣兴的小技引向作为言志载道的工具，苏轼居功至伟。

从词的产生到苏轼开始创作词，之间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但就内容和风格来看，北宋前期的词始终停留在闺阁庭院之景和相思爱恨之情的范畴；其基本风格也都未能脱离缠绵悱恻、温婉隐约的模式。欧阳炯的《花间集》更是把词的体式和内容规范化的定为了“艳科”的格局，词的发展之路越走越窄。但当花间范式以及宋代文学发展的越来越成熟之际，人们开始渐渐意识到词的功能和风格太过狭隘，在新的历史时期下，词仅仅描写“花间尊前”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文人的需求。词本身为“艳科”，要革新必然是要求词变革旧的俗乐，向雅化不断发展，向儒家经典不断靠拢。

到了苏轼开始创作词的时候，词已经不得不进行变革，苏轼的革新也就是这一文学创作规律所驱使的必然结果。苏轼本身就是一位极其具有变革意识的作家，他不甘心居于柳永之下，将革新的精神带入了词的创作领域，追求别具一格的艺术表现，开创了词的新局面。然而新事物的出现在一开始往往会遭到否定，人们会质疑它的合理性。苏词一出现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文人学者纷纷对其批评，认为苏词不是“本色”词，脱离了它原初的功能。在当时赞扬苏词的人寥寥无几，但苏轼依旧坚持自己的作词风格，努力将词从花间范式脱离出来，使处于“小道”的词地位向诗文攀升。

“诗余”是在古代文人学者对词的一个称呼，这种称呼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认为词体这种文学体裁产生于诗，同时也是对词体地位的一个肯定。“诗余”的说法是启于苏轼的，张世南的《宦游纪闻》卷二记苏轼中说苏轼“（文）与可诗文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这种把词视为诗的主张是针对当时词坛上艳词格局而发的。苏轼有意的改变词体卑微的文学地位，将它抬高到了诗的高度，将当时娱乐性的词搬上了案牍，使词变为了载道言志之文。关于苏轼的词, 陈庭焯在《白雨斋词话》卷九中说过，“人知东坡古诗古文，卓绝百代，不知东坡之词，尤出诗文之右。盖仿九品论字之例，东坡诗文纵列上品，亦不过为上之中，下，若词则几为上之上矣”。这段话是依据钟嵘的《诗品》来评论苏轼作品的，认为苏轼的诗和文已经可谓是品级中的上品，也是上品中较一般的，但他的词却是顶级水平了。这种对苏词的高度评价可以看出在当时人们已经把苏词的价值抬高到了高于苏诗的地位。传统的士大夫多用诗来表达情感，苏轼却有意识的将本来应由诗来完成的任务转为用词来承担，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的地位，改造了词风，这种对词风的雅化是符合儒家文学要求的，在我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文化一直作为正统思想贯穿始终，然而苏词革新的正是旧词体中缺失的儒家思想文化，是将原为小道的娱乐性文学转变为载道言志之文学的行为。这种对词境的开拓必然会受到理学家的追捧，逐渐占据词坛成为主流。

4.3词体的二重性特征：音乐性、文学性

词本是合乐而歌，具有音乐性和文学性双重性质，这是词与诗在形式上最为突出的区别。如果说填词不再顾忌音乐性的需要，不可入乐而歌，便于诗的本质区别就不复存在了。苏词正是在这一点上打破了传统的词体两重性特征，“以诗为词”，这便成了宋代文人对苏轼词批评与不满的集中点。在北宋繁荣昌盛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倚声而歌的词是不可能脱离音乐性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于词的作用仅仅局限于娱乐传唱，但是就词本身的发展来看，词体音乐性与文学性的分离是词发展的一种趋势。

苏词一经问世就遭到了一些文人对其音律问题的批评，李清照的《词论》最直接的批评了苏词音律不谐的问题。就苏词本身而言，绝非全部不协音律，只是偶有作品有失传唱罢了。苏轼本身是有依据乐曲而改写歌词的才能的，苏轼懂音乐，其词可歌是毋庸置疑的。然苏轼生性放荡不羁，陆游对苏轼词不协音律的辩护在上文中也有描述，他也认为苏轼是追求“豪放”，所以“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苏词的革新使词从一种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了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从本质上看，苏轼的“以诗为词”就是突破了词的音乐性，苏轼写词不再是供歌儿舞女传唱，而是供人案头阅读，不求能歌，注重抒情言志，虽然在词的创作上也遵循音律，但不愿受音律所限制而压抑情感，偶尔不协音律。

出现对苏词不协音律问题的批评与辩护，究其本质就是对词的两重性把握不同所造成的，李清照等一部分文人批评苏词不协音律，非本色，是因为他们在对词的体式和风格认知上认为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强调词对音乐的依附性，提出“盖诗分平仄，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的主张，这些文人都认为词体是文学与音乐的结合体，音乐性尤为重要，如果消除，那么词就不再是词。之后陆游、王灼等人对苏词音律问题的纷纷辩护，其实也就是对于苏轼革新词体，使词体情感和形式雅化的一种肯定，他们对词之谐律入乐的见解与李清照等人是不同的。他们对于词的音乐性要求没有那么苛刻，不拘泥于音乐性限制，高度赞扬苏词对词境的扩大。因为在靖康之难以后，爱国文人开始更加重视用词来表现自己的爱国情感和国破家亡的愁思，对于词原本用来娱乐的作用渐渐淡化，更加注重词的阅读性和文学性，那么自然就会忽视了原本“不协音律”的问题。苏词为词坛指出的“向上一路”正是强化了词的文学性，弱化了词对音乐的依附。

5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