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博尔赫斯小说的叙事特色(二)

在博尔赫的另一篇侦探小说《叛徒与英雄的主题》中，这种现象表现的更加明显。英雄基尔伯特的死亡疑点重重。在瑞安点差指初基尔伯特里克是受害者，策划杀害他的人《也就是基尔伯特里克的得力助手诺兰》代表的是邪恶；但是随着点差的逐步深入，却发现基尔伯特里克的真正身份是组织中的叛徒。他又万人景仰的英雄转变成了遭人垂弃的叛徒，而诺兰由谋杀犯变成了为维护密谋者的精神信仰而忍辱负重策划处决的英雄。一个人物身上几乎同时代表这正义与邪恶这两个戴然相反的角色，博尔赫通过这种同一人物身上不同身份与角色的转换达到了‘’正义‘’与‘’邪恶‘’二元对立的结构。无形之中，正是善于恶对立的结构推动了情节的向前发展。

善与恶在博尔赫的侦探小说中不再界限分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善就是恶，恶就是善。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遮盖了传统侦探小说以善恶对立推动叙事情节发展的手法，而是以正义与邪恶界限的模糊对叙事的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三、叙事中的哲学化倾向     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不同于传统侦探小说最明显的地方，是在他的小说中融入了自我哲学的思考，侦探小说这种叙事体裁不再是他所要表达的重点，而仅仅是一种寄存他思想观点的容器。博尔赫斯正是借助于侦探小说这种容器来表达他的哲学诉求。在他的《曲径分岔的花园》和《死亡与指南针》中，他通过侦探小说的叙事模式将自己对时间、对生存的思考镶嵌到叙事情节中。这就使他的侦探小说表现出一种具有哲学化倾向的特点。  

   博尔赫斯身体羸弱，双眼高度近视，从小与书本为伴，单调而缺乏变化的生活让他对时间有独特的认识。小说《曲径分岔的花园》的枝干部分原本只是一个老套的间谍故事，但是他的故事情节略显凌乱而且部分细节前后矛盾，这些都是为了迎合作者本人对时间的思考。在博尔赫斯眼中，“时间轨迹是无数环形弧线交错缠绕而形成，从一点出发，面对任何一种时间行进的可能性，最终回到终点。从起点到终点间的纠缠之复杂如同一张网，无所不在地笼罩所有命运。没有人可以从这个无边无际的圆中逃脱。所有的可能性最终宿命般地构成了一个终极的时间之圈。”[3]   

  博尔赫斯对生存实质的认识是有悲观主义倾向的。在他看来，世界是永无休止的重复和循环过程，是一团混乱，充满无穷无尽的可能性，人生活在混乱之中，总想建立一个秩序，然而由于“未来不可避免而精确”[4]， 唐山私人调查，所以最终还是归于虚无，人类的任何选择和行动都不能改变他的最终命运，每一次选择和行动都是往死亡的迈进，所以他认为人生是没有出路的。在《死亡与指南针》中，伦罗特凭借自己高超的断案经验，在扑朔迷离的复杂案情中，推测出了第四次谋杀的存在性，并且推测到第四次谋杀的地点，所有的情节发展都是向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的。似乎结果马上就要出现，却没想到伦罗特本人已经从一开始便跌入了别人的陷阱。他在别人的设计中进行着自己合理的推理和侦查，他的每一步都已经在别人的意料之中，自己取得每一步进展都预示着自己向陷阱、死亡迈进了一步。当案情真相大白之时，也是他死亡之日。这种合乎常理的情节发展在博尔赫斯的笔下带上了宿命、悲剧的色彩，让合乎理性的思维最终灭亡。这也正是他悲观主义、不可知论的表现。他信仰着“知晓的罪恶”[5]，认为任何事物一旦被理解也便意味着死亡和罪恶。伦罗特的死亡也正是他对“谜底”的执着，强烈的知晓欲让他走向了死亡。也许“谜底”被他揭示了，但是也只是他一方的谜底，而伦罗特就是被他的谜底所杀，真正的谜底永远都无法揭示。《曲径分岔的花园》中艾伯特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解释了中国古人留下的一部奇书以及迷宫的谜底，他对中国古人的思想的理解可谓深刻，但最后要面对的却恰恰是这部书作者后代的枪杀。这种看似偶然的事件，实则包含了博尔赫斯对“死亡”的理解，艾伯特虽然了解了“谜底”，但是他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而结束他生命的人恰恰是与这部书作者有密切关系的人。冥冥之中，似乎书的作者就不愿意让人知道“谜底”，艾伯特正式触碰了这种禁忌，命运才给他死亡的惩罚。

    博尔赫斯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一个悲观主义者，对“谜底”的敬畏是非常强烈的。他将“谜底”与“死亡”放在一起来思考，“知晓的罪恶”正是他死亡哲学的关键所在。小说通过情节、叙事上的偶然性与巧合性揭示了实际所存在的“必然性”。对时间的理解和对死亡的认识贯穿在他的侦探小说之中，使他的侦探小说呈现出哲学化的叙事倾向，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有魅力让人去研究、品味他的侦探小说，让他的侦探小说超越了故事情节的局限而上升到哲学层面，更具文学价值。   

  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无论是在文本的叙事特色上，还是在文本所表现的深层内涵上都具有他个性化的风格，他的侦探小说与其说是探案小说，还不如说是以侦探小说的框架来叙述自己的思想的工具。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的代表，博尔赫斯的侦探小说也带有明显的后现代主义作品的特点，即对传统侦探小说的颠覆与反叛。他的侦探小说没有受传统侦探小说的限制，而是呈现出不确定的结局和对逻辑的悖反。博尔赫斯对正义和邪恶的辨别模糊化解构了读者对善恶的辨别能力，让读者无法断定孰善孰恶，而这种观念正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所面临的忧虑。对时间及死亡的探索让他的侦探小说以一种哲理化的形态显现出来，是出之于理性的情节之上的理性思辨。在对时间及死亡的探讨中，博尔赫斯对生命的存在有很深层次的理解，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时间及死亡的观念，才使他的小说在文本上呈现出与传统侦探小说不同的特点，才会吸引读者和学者不断地思考，这也是博尔赫斯小说研究蓬勃发展的奥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