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应对通货膨胀的思考

从世界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我国经济所出现的问题和采取的不同货币政策之间有着直接紧密的关联。货币政策对包括中国在内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影响不在于它的投放或收缩，而关键是它是否破坏了供求关系，也就是劳动分布的比例关系。

由于通货膨胀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一定时期不同行业部门间社会劳动分布比例的失衡，那么解决它的办法就是监测社会劳动总量在各行业、部门分布比例的失衡程度，并采取相应的宏观调控措施加以矫正，从而恢复一个合理、正常的劳动分布比例关系。对于如何衡量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和它的失衡程度，马克思早已给出了关键的提示:“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按比例分配劳动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各行各业产品在市场交换中实现的交换价值与市场价格的吻合或背离程度，就是衡量社会劳动分布比例是否失衡或失衡程度的一个适当尺度。如果一个经济体中有全局性影响的商品交换都是在市场价格与交换价值基本吻合的情况下实现，就可以肯定即使该经济体处于高速发展之中，也一定会相对平稳地发展，而不至于出现大起大落，发生剧烈的震荡。反之，如果对整个经济体有重大影响的商品交易在较长时间内都是在市场价格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所决定的交换价值条件下进行的，那就基本可以判定该经济体的社会总劳动分布比例已经严重失衡，必然要遭遇通货膨胀危机。

比如一段时间以来出现的肉价、菜价大幅上涨的问题，应从不同劳动部门间交换关系的变化去加以分析。长期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人之间的差距比较明显。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国家近几年一直在加大对农产品的收购补贴和大幅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在整个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份额，也就修正了与其他劳动部门之间原有的交换关系。这种修正是应该的，但所采取的方法手段值得研究。如何既使大多数农民富起来，又不会因农产品价格过高而影响了城里人的生活，是问题的关键。这就要靠采取有力的措施去扶助广大农民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参与市场交换和抵御各类风险的能力，保证长期适度的市场供应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预防或缓解通胀的破坏就不仅要借助于市场的调控力量，更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此时的调控不应像货币主义或新凯恩斯主义主张的那样，仅以控制货币的发行量和增长率作为主要目标，而是应该以矫正遭到破坏的社会劳动分布比例关系为主要目标。政府一方面要密切关注全社会投资和消费构成的变化，通过采取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财政、税收等政策，调整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加大和鼓励市场上所需要的产品的开发、投资和生产，扶植那些利润率水平低于平均利润率的行业和部门;限制和压缩一些可能影响全局的大企业或个别行业借助某些“超市场”力量所攫取的巨额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从长期稳定发展考虑，则要通过立法、执法等手段，要求各职能部门公布客观、准确的供求信息，迫使企业经营者公开其产品的销售量、库存量、利润等一些所谓的“商业秘密”，利用这些资料扶植信息部门建立供、产、销信息网，衡量监测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利润率水平，指导企业和个人按照公布的信息及时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经营，从而使整个社会劳动在各产业部门间尽可能地实现按比例均衡分布。

同时•，对所谓的“通胀指数”—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消费物价指数”CPI要正确看待。在没有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真实反映不同劳动之间交换关系的指数产生之前，我们既要关注和研究CPI的变化及其影响，又不能对它过分迷信以至受其控制。从以往来看，我国的通胀率在20世纪80年代平均是7%，90年代以后平均是7.2%，只是进人21世纪以来才降到年均2.1%。但是，应该看到，在最近10年里我国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地矛盾和劳动力供给都开始发生阶段性变化。

与此同时，世界资本主义国家也显著进人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影响着社会劳动在不同部门、产业间的分布，由此深刻改变了通胀产生和运行的轨迹。所以，根据自身国情的演变，正视所处阶段的机遇与挑战，打破命定论式的所谓“可以忍受的通胀率标准”，应该是我们继续保持中国经济长期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反之，不看到中国和世界的这些变化，僵化地使用以往的调控理论与政策，就难免会犯“刻舟求剑”的错误，从而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勇. 对运用货币政策解决通货膨胀问题的思考[J]. 改革与战略,2012,05:25-28. 

[2]王曦,邹文理,叶茂. 中国治理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操作方式选择[J]. 中国工业经济,2012,08:5-17. 

[3]熊海芳,王志强. 货币政策意外、利率期限结构与通货膨胀预期管理[J]. 世界经济,2012,06:30-55. 

[4]王宇. 我国的通货膨胀动态与货币政策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2. 

[5]张善凯. 通货膨胀持续性与货币政策区制的关联性研究[D].吉林大学,2014. 

[6]于学军. 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基本判断及货币政策建议[J]. 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8,04:5-13. 

[7]张瀛,王弟海. 货币政策、汇率制度与贸易不平衡[J]. 金融研究,2013,07:16-30. 

[8]冉渝,李秉成. 货币政策、企业有效产出与财务困境[J]. 会计之友,2016,16:38-44. 

[9]李颖,林景润,高铁梅. 我国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预期与货币政策的非对称分析[J]. 金融研究,2010,12:16-29. 

[10]项后军,潘锡泉. 汇率变动、货币政策与通货膨胀[J]. 统计研究,2011,05:3-14. 

[11]李成,马文涛,王彬. 通货膨胀预期、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宏观经济稳定[J]. 经济学(季刊),2011,01:51-82. 

[12]蒋海,储著贞. 紧缩性货币政策冲击、成本渠道与通货膨胀——来自中国的检验[J]. 金融研究,2011,09:27-41. 

[13]白雪梅,石大龙. 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时变特征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启示[J]. 统计研究,2014,03:37-44. 

[14]周建,刘晒珍. 哪种价格指数为中国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多的通货膨胀信息?[J]. 财经研究,2014,06:83-94.

引用于通货膨胀问题的案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