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预算起源时间辨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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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支出
邦中之税
四郊之税
邦甸之税
家削之税
邦县之税
邦都之税
关市之税
山泽之税
币余之税祭奠之式
宾客之式
丧荒之式
羞服之式
工事之式
币帛之式
邹秣之式
匪颁之式
好用之式
资料来源：《周礼．大宰》
从上表看，收入部分，按收入性质分包括土地税、工商税和其他收入三类；支出部分按用途分类，可分为建设费（包括国防工事）、皇室费（包括战马养护）、行政费、抚恤救济费及其他几大类。当然，在西周时期，还不可能像现在一样，按类、款、项、目编制国家预算收支总表，但从古代井田的划分，房屋建筑以及装饰材料等等，无一不讲究整齐、对称来看，“九赋”、“九式”的设计，也可能就是国家收支总表的形式。
可以看出，周代的国家预算还相当简陋。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预算制度已粗有制度了。据《韩非子》载：田婴相齐，有人告诉齐君，一年的决算，你如不专一听几天报告，则无从知道臣下的奸邪得失。齐君说，很对。田婴听了，即决意请王主持年终决算。
秦立国太短，切破坏很大，遗存物不多。汉称沿秦制，但又因时因地作了改造。汉初君臣确立的财政分配原则是“重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6]。”就是说，国家预算的安排是精细的，经过仔细安排的，当然是比较稳妥的，这叫量米过日子。为保证国家预算的实现，国家又较强了财政管理，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事中监督的时后审计，而且，对不称职的官员的处罚很严。因为汉王朝是在艰难中走过来的，所以对财政一直抓得很紧，并不失时机地加以调整。关于这一点，史书上多有记载，在此不再重复。
到底我国历史上何时开始编制国家预算呢？学者们[7]认为关键在于能否掌握某一个王朝编制年度财政收支基本计划的法定程序及其计划的周密程度。他们认为，唐代前朝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编制国家预算的法定程序。我国历史上编制国家预算的常规化出现在唐代前期绝非偶然。（1）从法制条件来看。唐朝前期，经过唐高祖在武德年间、唐太宗在贞观年间、唐高宗在永徽年间、唐玄宗在开元年间的几次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唐朝的法律制度发展到空前完备的地步。唐代的法典体系是由律、令、格、式四者共同构成的。《新唐书·刑法志》解释说：“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于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于罪皮者，一断以律。”四者相辅相成，使唐朝前期每年编制国家预算的工作成为具有一定法律形式和制度保证的例行行政事务。（2）从行政管理系统来看，唐朝前期已经具备了比较准确的进行事先的收入和支出计算的行政管理条件。对此，我们可以从财政职官系统的形成，以及中央政权决策机制看出：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经过长期的发展，到唐代前期已经相当完备了，其中财政职官业已形成一种上下相属的体系。（3）从中央决策的角度来看。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都是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在这种政体下，一方面，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利，另一方面，官僚制度是保证国家即使在庸才皇帝的统治下也能正常运转的基本政治制度。因此，作为中央政权的最高决策形式的皇帝沼敝所代表的无非具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仅仅是封建君主个人独断专行，为所欲为的反映；另一种则是对官僚制度运作结果的认可，代表的是中枢决策集团的意旨。这就必须结合具体史实加以辨别，不宜笼统而论。如果只强调封建皇帝的个人权威而否认编制国家预算的可能性，就难免会有片面性。唐代前期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盛世，与其中央政权决策机制的空前完善化是大有关系的。（4）再从审计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财务审计制度发展到唐代也出现一个空前的飞跃。当时勾检制度的普遍化成为中国古代职官制度的一次重大发展。唐朝勾检官员分布各个部门，是职官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进行勾检的依据是律、令、格、式，勾检旨在加强对官吏的监督和提高行政效率，是唐朝国家管理法制化程度比前代大大提高的一种体现。
综上所述，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编制国家预算制度的时间，肯定不是迟至清朝宣统二年，起码应该上溯到唐代前朝。随着历史的进步，人类文明的发展，国家预算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到唐朝后期以及宋代初期，我国的国家预算已经比较完备。这种完备，从宋史中不难得出一个大概轮廓。如表3：
表3：宋代国家预算表式
收入之部支出之部
类项类项
赋税收入
田赋
徭役
工商税收
公田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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