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分析正文(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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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地理位置条件、社会文化差异性、金融发展等诸多因素对FDI区位的决策也有着重要影响。尤其对那些处于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为减少外部不确定性和高额信息成本带来的投资风险,外商投资往往比较看重地缘的邻近、语言的沟通、文化的相似和政策的优惠以及金融配套等因素。
1.3外商直接投资微观区位决定理论
FDI微观区位研究着重探讨一国内部FDI区域差异及其决定因素。由于微观区位研究对于一国内部亚区域筹划应对政策意义更大,因此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兴趣。FDI微观区位决定的研究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企业层面,二是区域层面, 三是来源地层面。
1.企业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不同的跨国公司投资决策考虑的区位因素通常有较大的差别,因此,为了解FDI区位决定的一般规律,往往需要进行较大范围的问卷调查或实地考察。如世界银行“中国投资环境调查研究”课题组(2005)对辽宁省14个城市1070家企业的调查表明, 基础设施、国内市场进入、退出壁垒、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技能和技术禀赋、国际融入、税赋负担、金融服务、企业竞争力以及城市环境吸引力等是投资区位决定的重点考虑因素。
2.区域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这类研究将一国内部区域当做同质单元, 采用计量方法分析FDI 的区位影响因素。区域层面的研究早些时候主要用于发达国家的分析, 如Coughlin等( 1991) 采用条件logit 模型分析了1980 年代初期美国制造业引进FDI 的区位决定, 认为高人均收入、制造业活动集聚区可吸引更多的FDI, 而高工资、高税收区则相反; Nachum( 2000) 对金融等高端服务业FDI 在美国各州区位决定的分析表明, FDI 与经济地理因素密切相关。正在崛起的中国以其非凡的引资业绩闻名于世, 但中国的FDI 空间分布是极不平衡的, 以2007年为例, 80% 以上的FDI 分布在东部沿海, 而广大中西部的份额不足20% 。这种现象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兴趣。许多经验研究表明中国这种FDI分布不平衡性与其区域特征密切相关( Qu and Green,1997; Coughlin and segev, 2000; 等) 。鲁明泓( 1997) 利用1988- 1995 年29 个省区外资数据分析了投资环境对FDI 区位的影响, 发现GDP、第三产业比重、城镇化水平、政策优惠度、经济外向度与各地区FDI 成正相关, 而劳动力成本和国有工业产值比重与FDI负相关。此后, 许多学者采用计量方法深入研究了中国FDI 区域差异的决定( Coughlin and Segev, 2000;等) , 多数结果表明, 地理区位、市场化水平、基础设施、对外开放度、累积FDI、优惠政策、集聚经济、劳动生产率、产业关联性等因素对FDI 区位决定有正效应, 而劳动成本、信息成本、交易成本、成人文盲率等对吸引FDI 有负效应。
3.不同来源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研究。国公司的海外投资活动与其母国的特征密切相关。不同国家(地区)具有不同的特点,所以不同来源地的FDI行为方式也不同,并在一定程度对FDI区位决定产生影响。

第2章 FDI区域分布差异现状及成因分析
2.1FDI区域分布差异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很大的做用，但这种作用不是均衡的，这主要是由FDI区域分布差异引起的，以下将从绝对差异、增长率差异、相对规模差异三个角度对FDI的区域分布进行详细说明。
区域划分：东部地带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等11个省市；中部地带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西部地带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等12个省、自治区。
2.1.1绝对差异
从区域分布看，我国利用FDI的区域结构形成了一种“东重西轻中部少”的地区倾斜格局。其具体表现为，我国所利用的FDI，不论是项目数量还是实际金额数量大部分都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如表2-1所示，2009年，仅江苏一个省实际利用FDI就占全国总量的28.12％，广东占21.7％，上海占11.70％，三省之和占全国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61.52％。如表2-2所示，截至2009年底，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金额存量中，我国东部沿海地区70.88％，中部地区占19.78％，西部地区占9.34％。由此可见，东部地区在利用外资方面继续占有绝对优势。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项目的技术、资金集约程度大大低于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绝大部分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较少，且地位逐渐弱化。
表2-1 2009年各省(市、自治区)FDI占全国比重情况
地区 FDI数量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地区 FDI数量
(亿美元) 占全国比重(％)
全国 900.33 100.00 河南 47.97 5.33
北京 61.20 6.80 湖北 46.88 5.21
天津 90.20 10.02 湖南 45.98 5.11
河北 36.60 4.07 广东 195.35 21.70
山西 4.93 0.55 广西 10.40 1.16
内蒙 24.85 2.76 海南 8.88 0.99
辽宁 154.40 17.1 重庆 40.16 4.46
吉林 11.40 1.27 四川 35.27 3.92
黑龙江 23.60 2.62 贵州 1.69 0.19
上海 105.38 11.70 云南 3.47 0.39
江苏 253.2 28.12 西藏 0.18 0.02
浙江 127.04 14.11 陕西 15.1 1.68
安徽 47.50 5.28 甘肃 0.45 0.05
福建 142.27 15.80 青海 3.96 0.44
江西 41.13 4.57 宁夏 0.50 0.0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表2-2 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结构
年份东部地区合(％) 中部地区合(％) 西部地区合(％)
2000 88.55 8.06 3.40
2001 87.84 9.08 3.09
2002 86.98 9.83 3.19
2003 85.88 10.9 3.22
2004 86.11 11.02 2.88
2005 88.28 8.01 3.22
2006 90.32 6.21 3.45
2007 77.60 15.52 6.88
2008 70.23 20.89 8.88
2009 70.88 19.78 9.34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2.1.2增长率差异
从变动速度看，受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扶持政策的影响，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差异较为明显、波动幅度较大。如图2-1所示2000年至2006年以来，东部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表现得比较平稳，但是2006年到2009年有下降的趋势。受惠于西部大开发政策，西部地区FDI增长率在2000年至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由于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中部地区外商商直接投资的增长率有走强的趋势，但优势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总的来看三大地区的差异有缩小的趋势。

图2-1 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结构
2.1.3相对规模差异
从相对规模看，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差异更为明显。“相对规模”是衡量一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水平的重要指标，表示为该地区FDI与当年GDP的比值。2009年，FDI／GDP的全国平均水平为1.74％，从图2-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各省区的平均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地区虽说有个别省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与东部地区差距明显。

图2-2 三大地区FDI的相对规模
2.2FDI区域分布差异的成因分析
2.2.1政策性因素的差异
从全国各个区域来看，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渐进性的对外开放政策导致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地区差异分布的格局。最早得到这种政策的地区一旦获得政策上的优势，对其发挥潜在的区位优势将是有很大推动作用的，并且还会形成一种非均衡发展模式下的自我强化力量，这些都使外资倾斜政策的影响更加重要而且持久。
在此方面，东部地区率先享受到了国家优先开放沿海城市的优惠政策，对其大量引进外资有很大的带动作用，这也是东部拉大和中部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西部也在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后，享受到了一些优惠政策，对该地区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目前，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对中部地区发展经济来说有一些政策方面的优惠，中部可以利用这一政策上的有利因素，发挥自身的区位优势，根据自身的特点，更大、更高质量地吸引外资，以弥补吸引外资方面的不足。
2.2.2区位因素的差异
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薄弱，投资能力有限，地貌复杂多样，致使其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系统长期落后，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瓶颈”。
宏观意义上的区位因素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就单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区位因素———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差异问题也和区位因素具有很高的关联性。比如：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可以被具体化为接近港口和对外联系的便捷运输条件等。由于我国在吸引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域经济的直接投资，在这种政策的指引下，投资者的理性选择是在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的地区进行投资。而中部地区在这方面却不具有任何的优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正是这种区位因素的作用，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在注重一般性规律的前提下，表现出自身集聚与扩散的规律，并因此也导致了我国在地区分布上吸引外资的差异状况。
2.2.3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
要素禀赋反映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的差别，是反映各地区静态差异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如果从动态的经济运行效率角度看，不同地区要素的投入产出效率的差异必定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形成产生一定的作用。也就是说，各地区资源配置效率的差异与外商直接投资也有着相关性。因为，从任何一个投资者的角度来说，总是希望投资于投资回报率较高的地区。具体就资金这一资源来说，东部地区由于其在吸引投资过程中特别注重引进产业链条长的资金，其吸引的投资企业基本包含有一个行业的上、中、下游企业，因此其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而中部地区在这方面存在不足，据了解，其产业园区内吸引的投资企业关联性很小，产业链很短，在吸引投资之初，较少考虑投资企业之间的关联性。这也是造成地区之间引资差异的一个明显因素。
2.2.4要素禀赋的差异
地区要素禀赋主要包含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方面的内容。具体来说，我国各地区自然资源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特点。如果对能源、矿产资源、耕地和气候资源进行综合比较和测算，三大地区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的排序应该是西部居于前列，其次是河南中部和东部。但是，从目前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
要素禀赋的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力资源。从效率工资的角度来看，全国最低的省区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若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来考察，基本来说东部地区的人口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若从劳动力的教育水平而论，则东部居于全国的前列，中部和西部较为落后。相对来说，劳动力资源是山东地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
从技术资源优势度的角度看，综合科技水平排序为的东部、中部领先，西部较为落后，可见从这方面来说东部仍然占据优势。这说明要素禀赋差异和我国外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第3章 FDI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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