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问题研究 (2)(二)

（二）农村金融中农户主体行为问题

农户行为假说一直是农村经济制度安排争论的焦点问题对农户经济行为的不同假设会对农村制度安排产生不同的结果。针对农户经济行为，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理论假说，理性小农，道义小农和中国小农“无产化”定义及其不同阶段的综合假说 （黄宗智2000）上个世纪初，华裔学者黄宗智在华北对农户经济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认为生产力的停滞和人口的迅猛增加使得华北平原上大部门农场面积降至一般农户维持生计的水平之下，小农经济出现了边际报酬递减额“过密化”现象，进而对中国农户行为特征提出了分阶段综合假说。

国内部分学者对农户借贷行为的研究集中在影响农户借贷需求的因素方面。张军（2000）认为农户在选择金融机构贷款时最关心的是能否借到钱，其次才是借款的成本，农户借款成本不仅包括利率等名义上财务成本，还包括借贷数量额度，借贷附加条件等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比财务成本更能影响农户的融资行为（陈天阁等，2005）。

另一些研究对农户融资选择行为也给予了很大的关注，许多研究表明农户存在融资选择次序，部分家庭可能会发现非正规贷款比正规贷款更加便宜。林毅夫等（1989）案例研究也表明，非农收入倾向于增加农业流动资金，同时它对农户的借贷倾向具有明显的替代效应。按照黄宗智“拐杖逻辑”，中国小农经济的收入等式是农业家庭收入加非农佣工收入，后者是前者的拐杖，而这个拐杖对于农户的借贷倾向具有很大的影响（张杰2001）.张杰（2003）从中国农户特征出发，认为中国农户的融资次序首先是增加非农业收入，其次是亲友信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迫不得已诉求于高利贷。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发放生产经营性小规模短期贷款，而非正规金融贷款机制比较灵活，通常没有抵押和担保，期限灵活，程序简单，主要是以农户偿还能力作为房贷依据，因此，农户普遍偏爱非正规金融。李剑阁（2001）也认为，在中国的一些贫困地区，其经济活动所产生的资金流量和经济效益根本无法支撑任何商业性的经融机构运行，这些地区的农民资金需求只能靠政策性金融机构来解决。

我认为农村金融机构并不健全，农村网点银行少，金融服务质量较差。目前尽管出现了邮政储蓄银行与农业商业银行，但这些难以满足农民的需求。此外，这些银行的手续复杂，要求苛刻，许多农民还是面临贷款难等问题。所以越来越多的农民会选择民间借贷，高额的贷款利息又造成农民的负担。

（三）农村金融的供给及组织形式问题

关于农村经融组织体系安排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从农村地区推出，导致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减少，引起了大家对这种后果的高度关注。何广文（2003）认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布局本身就存在问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于金融安全和商业改革的考虑，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从发达地区撤并分支结构3万多个，农村信用设也收缩了很多机构和业务，使农户更难接触到正规金融机构。而张杰（2003）经过系统研究认为，虽然建国后我国农村地区形成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合理体系，但这些都是表面性的，实际上却成为农村资金流向城市的重渠道。2.是在2003年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以后，农村信用社经营状况开始好转，理论和实务界关于农村金融组织形式的研究集中在农村信用社组织形式的改革上，争论的焦点问题是把农村信用社改造成为商业性银行机构还是合作性金融机构。

（四）农村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问题

农村信用社产权与农村信用社管理体制问题一直是十年农村金融改革争论的主旋律。谢平（2001）认为制度变革根本还是要变革微观上所有权被频繁改变的制度，产权改革是关键性的，规模经济是信用社应追求的首要经营目标，应结合体制改革解决历史包袱问题，何广文（1999）探讨现代合作金融组织的激励机制，认为合作经济组织应该采取社员导向型盈利分配策略，以此来实现其激励作用。

（五）政府政策改革，行政干预与政策扶持问题

农村金融扶持政策和行政干预主要分为1.利率管制问题2.是否要行政以及如何干预问题，3.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不同职责及干预方式、政策扶持方式问题。官兵提出，农村金融制度的决定和变迁是国家及其代理人、农户和其他城市利益集团之间利益互动的产物。其中国家的角度非常重要，但农户阶层对金融资源支配权的完整与否决定了农村金融制度未来变迁的效率，即建立基于农户的市场化的农村金融制度是农村金融的改革方向。刘明康（2007）认为要更好发展农村金融，政府要加强信息披露，社会诚信制度建设，以及农村金融领域要有一些法律框架上的突破，谢平（2001）认为政府应该全盘考虑农村金融体制，并努力实现农村金融机构体系的多样化，陆磊（2007）认为，除了动员现有的金融机构“为农民服务”更重要的是对准入机制和监管机制要进行适应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