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反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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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的经济管理体系进行过多次循环往复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曲折的路程，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的集中或下放反面进行。在相当程度上没有深入到企业管理体制层面。这种大规模的集中或下放形式的体制改革，先后有五次，可以简单叙述为：高度中央集权——经济发展趋向僵化——管理权限大量下放——经济秩序趋向紊乱——高度中央集权……循环反复、积弊日陈。即使在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也还残存过去体制改革中“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思维模式，但总体来看，1978年之后的改革是在逐步摸索一条适应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新模式的过程。回顾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一段经济发展史，我们应该反思的是：我国不仅在生产关系变革方面一再发生“超阶段”的失误，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也多次发生“超阶段”的问题。不仅在农业、轻工业还很落后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且采取现代大工业与落后的手工业相“嫁接”的方式（例如“大炼钢铁”运动），揠苗助长。在工业化道路远未完成的情况下，企图跨越工业化发展阶段，在20世纪全面实现现代化，这只能是不合格的现代化。
总结经验教训
正确认识现实情况并走出误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1、在处理经济发展与政治领导的关系时，往往过分突出强调政治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将经济发展提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就是重视经济，片面将政治经济的关系割裂开来。建国后多年来奉行的“左”的指导思想、“政治挂帅”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对经济发展贻害无穷。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内在规律，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遵循经济发展的自身规律。发展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这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政治应该为实现这一根本目的服务。 2、在发展和改革问题上，往往过分突出体制改革，脱离经济发展。曾经提出把改革放在首位和以改革总揽全局的方针，甚至要求经济发展要服从体制改革；而不是体制改革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发展，从而使发展和改革的关系出现新的颠倒。在重大决策和体制改革问题上，片面强调体制改革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要求几年内建立体制框架，急于向新模式过渡。历史实践证明，改革发展的重大决策既要正确，又要保持较长时期的相对稳定。国民经济要稳步发展，体制改革必须稳步进行。前天一个新精神，昨天一个新模式，今天一个新战略，是不能把经济搞好的。由于重大决策的不断摇摆，使原定正确方针未能贯彻执行，反而加剧社会经济的动荡不稳。 3、在处理速度和效益、公平与效率关系上明显出现过几次大的反复。片面追求经济的超高速增长、追求工业产值的翻番、追求铺摊子外延式的高速度，导致经济过热、效益下滑，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多年来普遍低迷。将经济稳定和发展对立起来的高速度肯定不能持久，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将是有害的。关于公平与效率，既是阶段性的有所侧重，也有二者兼顾的正确关系处理。但多年来不是长期执行“平均主义”式的所谓公平优先原则，就是片面强调效率、显失公平，理论上“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实践中“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巨大反差，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4、在对待借鉴外国经验上，存在较大的偏差。偏差之一表现为一部分人依然“左”倾思想严重，拒绝和排斥西方的一切先进经验；偏差之二表现为没有正确认识中国国情、没有正确认识市场发育成熟取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人们的主观愿望是创造不出成熟的市场体系的。盲目将西方模式照搬照抄到我们的体制改革中，反而加剧改革的不适症，带来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四，展望未来在未来数十年，中国经济仍将持续快速发展。制约未来经济发展速度除国际环境因素外，国内存在较大的制约因素有未来国有企业的活力、拥有大量不良资产且比例仍在增加的金融系统、中央政府财政调控能力以及日益增加的就业压力等。这一切都明确无误地显示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取向和进程将不容置疑，即改进资源配置方式，使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育成熟，而不是增加高额投资，走传统外延式发展的老路子。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美国的五分之一，但中国在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绝不仅限于此，肯定会更高更大。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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