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巴金小说的结构方式及叙事与心理的 演变(二)

3、多向嵌套结构

多层嵌套结构指的是小说文本中嵌套着多元化叙事架构,彼此之间是在相互关联与对照中,形成了话题多向度的结构方式。这种结构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多层次叙事框架小说。巴金的小说,尤其是中短篇小说中有一些是釆用这种结构方式的。如《憩园》、《第四病室》、《火》(三)、《利娜》、《海底梦》、《复仇》、《观了的三弦琴》、《奴隶底心》、《在门滥上》、《房东太太》、《洛伯尔先生》、《不幸的人》、《好人》等。

二是小说文本插入不同故事片段,这些片段不是独立的,而是由文本叙述情境生发出的。在这种结构方式中,文本正文的叙述中往往插进不同形式的故事片段,如历史传记、民间传说、人物回忆、现实故事、革命史实等,以更细腻地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丰富性格塑造和叙事情调。如《亡命》、《奴隶底心》、《亚丽安娜》、《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狮子》、《我底眼泪》、《马赛的夜》、《窗下》等。

三、巴金小说的叙事与心理

（一）身份焦虑中的自我放逐

巴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收和成功,却无法消除革命的失败感带给他的苦闷和孤独,,他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放弃写作,到实际生活中去寻找力量。1933年9月至1934年7月北上北平与友人办刊物,1934年12月至1935年8月又远渡曰本,在时空的辗转中巴金进行的是一次次的自我放逐,他要寻求另一种战斗的人生,想投身到一种比文学更直接的能够改造社会的活动中去。但在日本近一年的冷静反思后,巴金彻底认识到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依靠无政府主义的组织和行动方式来改变中国社会是不可能了。也是在这种彻底失望和毅然反抗绝望的信念中,巴金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有了游移转变。后来他接受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邀请,开始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这标志着他完成了自觉的文化心理转变:作为文学活动家来改造社会探索人性。从革命到文学,这是巴金对理想中政治活动家身份的自我放逐,也是后来巴金对现实中作家身份多次否定的心理原因。自此以后,巴金的小说创作真正进入有意识创作时期。从1936年5月开始至建国前,巴金先后创作了《春》、《秋》、《火》、《憩园》、《寒夜》等中长篇小说和《还魂草》、《小人小事》等短篇小说集。在这些小说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与社会现实有了较多联系,在对人物心理的揭示中,也包含了更多的文化指向和人性思考,实践着一位文学家用生命写作、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写作的文化信念。

话语转换中的心灵隐秘

进入文化生活出版社之后,他一边做编辑是尽义务、出版文丛是为推动文化、自费整理出版优秀作家遗稿是为传播爱的岗位意识,体会并发扬了无政府主义信仰中互助、平等、爱人类的精神。巴金将此视为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文化领域的一种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平息了他内心的身份焦虑,加之抗战幵始后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对战乱时局中平凡小人物产生了深切的悲悯情怀,特别是知识分子在物质、文化、精神等各方面的艰难处境引发了他的深度思考。如他的后期创作的小说《秋》、《憩园》、《寒夜》、《小人小事》等小说(集),作家的叙述语调己渐渐和缓,人物的情绪也渐趋平稳,叙述的风格更加沉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作品关注的不仅是这些小人物的生活,而且还从精神和文化角度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人性考量。在巴金小说由革命话语向知识分子话语的转换中,我们看到了政治信仰与传统文化以及社会现实的共同作用下,巴金将无政府主义信仰中的伦理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民主自由与悲天惘人相结合的文化心理,并直接影响了巴金后期的小说创作风貌。

风景变奏中的求索心路

巴金小说创作的独特性,与其自身的政治信仰、家庭环境以及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其创作都带有鲜明的个人化印记。巴金由政治信仰与社会现实引发的心理焦虑,对巴金创作的影响由显而隐,它为巴金的创作赋予了反抗专制、追求自由的色彩,这恰与“五四”以来的人文精神一脉相承,故引起当时广大青年的情感共鸣。巴金家庭环境所特有的传统文化氛围对巴金创作的影响是内化的,它为巴金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生动的情感记忆,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文学色彩。可以说,巴金小说的独创性与巴金的文化心理变迁有着密切关系。

参考文献

[1]巴金:《神·鬼·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1月。

[2]巴金:《雪》,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年1月。

[3]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一集),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2月。

[4]巴金:《沦落》,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

[5]巴金:《巴金短篇小说集》(第二集),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4月。

[6]巴金:《爱情的三部曲》,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