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城市人际关系特点探究(二)

　　四、广泛浅层性 　　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制的瓦解使城市居民逐渐摆脱了束缚和控制，原子化个人突破了单位和地域的限制，“由封闭走向开放，把亲情式的交往扩展到由业缘、地缘等发展而来的人情交往中”，“形成一种反亲情化倾向”（卜长莉）。与此同时，交往机会的增多使得城市居民每次交往的投入有限，间接交往的中介手段如电话、手机、网络等的介入，给人们的交际设立了无形的隔阂，弱化了人们感情的稳定性。

（一）多取向多层次性 　　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初级社会群体趋向衰落，地缘关系不再紧密，科层化组织日益发达。流动性的增加，社会阶层结构的开放，加之城市文化世俗化、平民化，城市居民在社会交往中强化了“以个人为中心的并且是具有选择性的价值观念”（李宁，2005）。人们的活动内容越来越多样化，不同层次间互动的可能性和机会增加，人们的选择自主性增强，出现了多取向多层次性。 　　（二）复杂化 　　城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多样性和互感性（张凤英，2004）。如前文所述，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使得人际交往的方式变得多样，各个层次的人们在现实层面接触机会的增多和在虚拟空间中交往的无涉性使城市人脉错综复杂。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相互交织，使得人们的观念呈现复杂性。根据一份调查资料，在问到“如果到一个部门办事（公事或私事），你是先找熟人还是直接去”时，有67.5%的人认为找熟人比较好。这种人情关系与现代社会社会的公平竞争理念产生矛盾，反映在人们的交往行为中就是复杂多样。 　　（三）间接化 　　齐美尔（Georg Simmel）认为城市大规模人口减少了人际交往的直接性和情感性。城市中群体直接性交往的原生态被打破，成员间日益疏远。首先是现代城市通讯事业迅猛发展导致的城市居民社会交往手段的间接化。从过去的BP机、大哥大，到如今的E-mail等，以及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介都使人际交往省略了直接交往的必要。其次是交往观念的间接性。即使是在个人社会交往网络内，人们日益倾向于间接交往，通过间接化媒介，在匿名性的安全保护下敞开心扉，真诚交往。还有就是交往行为的间接化，通过“蝴蝶效应”的运作，与间接群体建立良好关系达到接触目标群体的结果，如现代社会的商业竞争中两企业联合共同抵抗第三企业的控制等现象。 　　（四）泡沫化 　　城市交往中虽然交往频度增加，却产生了大量的人际泡沫。人际泡沫的本质是交往的浅层性，或者说是个人同社会的隔离。美国社会学家沃思认为城市是一个大量社会异质性人群的聚居场所，异质性个人在放宽的环境中任意化合成为不同的社会圈，由于这些社会圈中的成员彼此间是部分相关甚至毫不相关，因此没有一个社会圈可以完全支配他的忠诚。个体进入各个社会圈交往时并不指望与其它成员保持长期联系或者根本没有全心投入的预期，因此交往只停留在表层，产生人际泡沫，并在生活中体验到知己难觅之感。他的社会圈越大越多，人际泡沫就越泛滥。 　　五、其他特征 　　（一）隐蔽运作性 　　社会关系网络是指社会行动者之间人际关系的空间格局。社会关系是建构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材料，使社会行动者之间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互动形成的经验联结。社会关系是目标取向的互动的结果，突出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刘能，2003）。城市人际关系网络是与社会等级相关的社会事实，受到社会分层的影响。中国城市居民注重人际关系的运作性，在等级制或科层制提供的正式手段之外通过人际网络这一非正式渠道获得利益和特权。这种关系网具有隐蔽性，掩藏在个人社会互动网之中，具有一定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关于可运作关系网的人数，专家认为50万人是一道界限。人口在50万以下的城市很容易并且大多数都发育了成熟的关系社会生态；人口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关系社会生态发育最低、最不兴盛；50万~500万之间的城市是一种模糊样本，“既是关系网效用的边际，也是宪政体制的生长点，处于一种双轨制过渡状态”（于阳，2007）。中国人善于对人际关系进行经营和操控，注重一点一滴的联系的建立或者间接性人脉的疏通，充分利用自己人情网获得一些非制度性优惠，小至看病优先，大至加官进爵，由此形成的“送礼文化”是中国城市人际关系中的一个特色。 　　（二）城乡鸿沟性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打破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不仅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更使得城市人际关系更加复杂化。《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主要从沟通的主观意愿、实际具备的能力条件、具体的行为特征以及获得的收益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城乡居民进行自我量化评估指出：2005年中国城乡居民沟通指数的总体得分为66.84分，刚刚超过及格水平。城乡居民沟通能力仍有差距，造成了“沟通水平鸿沟”。经过计算，2005年中国居民“沟通水平鸿沟系数”为0.33，表明中国目前的城乡沟通水平鸿沟较大。（郑秋莹等，2006） 　　（三）方式有限性 　　中国居民交往方式较为单一，饭桌社交仍是主流。仍据《零点中国居民沟通指数2005年度报告》，中国居民平均每人参加的社交活动只有一种，最为普及的三种社交活动为聚餐、体育运动和卡拉OK。其中，“聚餐”者比例为46.4%，体育运动和卡拉OK比例分别是13%和12.12%。（郑秋莹等，2006） 　　（四）松散依赖性 　　中国城市人际关系通常呈现一种松散状态，但是由于分工体系日益复杂，，各种群体之间不管相似性有多大，都存在着潜在的联系和依赖性。迪尔凯姆在讨论社会分工时说，社会分工虽然造成集体意识的淡化，但是分工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起到了替代性作用，所以整个社会还是一个有机整体而不至于松散。城市人际关系由于城市元素的异质性好似杂乱无章，其实内隐着一个强社会网络，中国人利用它获得隐蔽性利益，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赖而不可分的。 　　人际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从人际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网络规模越大，社会资本越多；二是网络顶部越高，网内拥有的权力越大、地位越高、财富越多；网络差异越大，网内人的互补性越大，潜在社会资本越大；网络构成越合理，社会资本的稳定性越强（边燕杰，2004）。我们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人际资本进行评估和选择，以更好地适应这种转型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蔡禾，张应祥，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出版，第126-128 页　　2、蔡志海，转型期我国市民社会交往研究[J]城市问题，2000年第一期，第61-63页　　3、张凤英，转型时期城镇社区人际关系变化研究[N]郑州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第四期，第62-63页 　　4、卜长莉，社会交往的新特点[J]特别观察 　　5、张应祥，社区、城市性、网络：城市社会人际关系研究[J]广东社会科学，2006第五期，第184-186页　　6、张永青，“同质聚居、异质隔离”居住现象的反思与研究[J]建筑规划与设计 　　7、王晓玲，中韩人际关系网结构比较[J]当代亚太，2008第一期，第142页 　　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学林出版社，1987，第12期　　9、张学东，从传统到现代：建国以来城市邻居关系的变迁[J]社科纵横，2007第五期，第59页 　　10、李宁，当代中国城市交往的障碍与克服[J]学术界，2005第六期，第179页 　　11、于阳，透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网[J]乡村论坛，2007，第六期，第44-46页　　12、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出版社，1985，第25期　　13、吕露光，从分异隔离走向和谐交往：城市社会交往研究[J]学术界，2005第三期，第108页 　　14、刘能，等级制和社会网络：社会场域中的权力与交换关系[J]河南社会科学，2004第一期，第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