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悲情城市》看侯孝贤电影中的音乐美学与台湾光复时期的历史(一)

一、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现状

台湾电影的发展与特定年代的流行音乐紧密相关，电影音乐对于一部电影的观众印象和美学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电影音乐是一部电影的灵魂所在。

侯孝贤作为台湾电影的领军人物，在台湾电影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电影带有比较强烈的民族风格，他坚持以纪实手法来记录台湾某个历史阶段，同时在他近乎完美的长镜头电影中的音乐风格，也是侯式电影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目前存在的问题：

研究侯孝贤电影的文献很多，但是目前国内比较少看到关于侯孝贤电影中电影有源音乐的研究以及对台湾光复时期这段历史时期台湾社会的研究报告。

综合近期我国有关的研究文献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发展现状以及进展情况：

1. The News Lens 刊登的一篇题为《听觉的历史印刻：侯孝贤悲情城市中的有源音乐》（2015/10/25期刊）中认为台湾新电影时期，侯孝贤的电影举足轻重，在视觉影像下退居次位的听觉声音，尤其是有源音乐，叙事效果在《悲情城市》中却被巧妙地运用于被捕捉甚至充沛电影的历史记忆，并隐性地显露了侯孝贤的电影叙事风格与人文意义。这样的一种纪实的记录手法，在电影《悲情城市》中显得格外突出。在电影《悲情城市》中第一首深植人心的有源音乐就是出现于文清（梁朝伟饰）和宽荣（吴义芳饰），林老师（詹宏志饰）等知识分子群聚在一起吃饭聊天的一处酒楼。酒楼内何记者辨出一阵在喧嚣中传来的音乐是《流亡三部曲》，象征着观众听觉认同，接着众人推开窗户一起合唱《流亡三部曲》。该歌曲是抗日战争时期备受传唱的爱国歌曲，电影中宽容等爱国志士一起合唱段落，内容描述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对被日本侵占东三省的悲痛，而这个时期的台湾人民深受日本殖民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另一首有源音乐的插入《悲情的命运》，几乎是非原著歌曲，这首曲子是《悲情城市》的有源音乐中唯一一首专门替电影打造的原创作品。当镜头再次停格在乐师与酒女围绕的方桌前，饰演唱歌者同时也是《悲情的命运》的作者蔡振南，以散发着如江湖气，浪漫，土流氓与日本味的腔调唱歌时，林文雄便破口大骂这样的音乐，认为唱倒霉，也预示着电影中他即将到来的惨死，此曲映照初《悲情城市》的悲情基调，某种程度上升华了电影的收尾。

音乐在电影中的呈现，具有强化电影主题的作用，引发观众的共鸣。

2.一九八九年发行上映的电影《悲情城市》以台湾二二八事件为历史背景，反映了二二八事件下台湾人民所要面对的社会变化和矛盾。

焦雄屏在《寻找台湾的身份》中认为：台湾濒临中国大陆，虽然短短三百多年历史，但是其政权复杂，历经荷兰（西班牙），明朝，清朝，日本以及国民党五个截然不同的种族以及政权，造成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从侯孝贤导演的一连串电影中我们不难发现台湾某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层面，尤其在电影《悲情城市》更加明显。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台湾历史对台湾的影响巨大。《悲情城市》全片都在叙述一个重点：台湾人民在日本政治文化统治下面对的社会矛盾和压力。二二八事件只是《悲情城市》的背景，影片的真正意义在于台湾光复时期身份认同这个话题。在结构上侯孝贤对殖民转化的过程采取叙事策略，无论是从视觉，音乐还是剧情中都在体现这个转化。影片以一个家庭的四兄弟在动荡岁月的不同遭遇，呈现了台湾光复后的社会状态。宽荣等先进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唱《流亡三部曲》，以及文良在上海做翻译所遭遇的，被当作汉奸，后被痛苦折磨，遣送回台湾时已是精神不正常之人，这一段关系的处理，表明大陆和台湾关系在当时就已经是非常复杂的，同时也体现：台湾人的命运永远操纵在外人手中，本土意识孕育而生。

焦雄屏认为：对于台湾人民来说，当初《马关条约》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形成日本对台湾长达五十几年的殖民统治，可曾有人问过台湾人民是否愿意。《悲情城市》的叙事方法以及电影美学，在运用灯光，音效，电影有源音乐等手法的融合运用中，也充分展示了光复时期台湾身份认同和本土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