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人物曾树生心理解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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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通过曾树生一家在四十年代病态社会下的感情纠葛和悲惨遭遇，展示了曾树生在畸形社会下复杂而矛盾的心理。曾树生是巴金用饱蘸感情的墨汁塑造的一个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新派女性形象,笔者从她与作品中几个主要人物的复杂关系及她矛盾的心理历程，来描述这个人物在漫漫"寒夜"中的压抑、痛苦、彷徨的心理，从而体会巴金高超的写人艺术，特别是剖析人物心理的艺术。
在巴金小说的女性形象系列中，《寒夜》中的曾树生无疑是最丰满、最独特、最富于艺术魅力的一个,她比梅勇敢、比瑞珏有识、比蕙果断、比淑英有主见、比鸣凤坚强。然而，在抗战大背景下的重庆，她却像寒夜中那盏"摇颤的电石灯光"，在寒冷而缺乏温柔的家庭中挣扎，在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社会中抗争，随时都有"被寒风吹灭"的危险。挣扎、压抑、痛苦，彷徨成为她心理的主色调。下面旨从她在家中的痛苦、矛盾关系和挣扎、彷徨的心理历程来解谈这个女性的心理。
一、冷漠、矛盾的家庭，不是心灵遮风避雨的港湾。
人们都说家是心灵的港湾，然而对曾树生来说，那是怎样的家呀？与丈夫欲爱不能、欲罢不忍，与婆婆针锋相对、水火难容，与儿子不亲不热、薄情寡语。家对她来说不是遮风避雨的港湾，而是埋葬亲情、柔情、热情的坟墓。
1、夫妻之间的爱是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曾树生和汪文宣这对夫妻，本是自由恋爱而结合的伴侣。在读大学期间，他们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和追求结合在一起。他们也曾编织过美好的生活之梦，也曾有过称心的职业和温馨的家。然而，日本侵略者的入侵，当时社会的黑暗腐败，把他们抛入了贫困的深渊。这场民族灾难，摧残了她的丈夫，也毁灭了她的理想。他们从上海流落到重庆，一度双双失业，在父辈友人的鼎力相助下，文宣才谋了个小职员的位置。树生也不得不以当银行"花瓶"的工作来补贴家用。贫困的生活加深了她与婆婆之间的矛盾，更让她难以忍受的是生活的重压、工作的压抑、病菌的入侵、家庭的不和，把她的丈夫搅得心力交瘁，从一个生气勃勃的青年，变成一个懦弱无能的半老头。她对文宣不满，不满的是他的软弱，太老好，只会哀求、叹气和流泪，没有了大丈夫气慨。她对丈夫说"我只能怜悯你，我不能爱你，你从前并不是这种软弱的人！"这辛酸的话，概括了他们夫妻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树生对文宣是怜中有爱，爱中有怨，怨中更爱的！她曾一度毅然离开这个吵闹不休的家，但当她在一个寒夜里，看到文宣喝醉了酒，呕吐街头的惨景时，她马上支开了女友，将文宣护送到家，并守候在他的身边。文宣病重期间，她断绝了和同事的交往，照料他吃药和治疗。看到文宣在公司受气，愤愤然劝他辞职，说"你不做事，我也可以养活你的。"文宣被公司辞职后，她一方面为那个公司的做法感到愤恨，另一方面安慰丈夫："我可以托人设法，我不相信这样的事也找不到。"为了生活她决定去兰州，犹豫再三后，临行时，紧紧握住丈夫的手，热烈地吻他，文宣说他有肺病会传染人。她眼泪满脸地说："我真愿传染到你那个病，那么就不会离开你了。"
抗战胜利后两个月，她因没收到文宣的信，就匆匆赶回重庆探望，一听说文宣病逝，"树生好像让人迎头浇了一桶冷水似的,她全身发冷，脸色惨白"，"悔恨的感情扭绞着她的心，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读到这，我们可以感受到她对丈夫的挚爱和依恋。只是环境的恶化，让她坠入了无限的苦海，陷入欲爱不能，欲罢不忍的境地。
2、婆媳之间的恨是针锋相对的,不可化解的。婆媳两在家庭中的种种针尖对麦芒的纠葛，表面上是婆媳不和,实质上既有新旧观念的冲突,人生态度的不同,更有心理上的矛盾。汪母原是"昆明才女",是个有教养有见识的老一辈知识妇女。她既有封建的伦理观念，又有传统的母性美德。她与儿媳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一是妨忌树生跟文宣的有情爱的夫妻生活。从骨子里讲就是汪母"不高兴别人分却她儿子的爱"，用树生对文宣说的话讲就是"她根本就不愿意你对妻子好"。她极力破坏树生夫妻俩的情感生活。树生出走，她暗自高兴，希望她不再回来，并要儿子登报和她离婚，说什么"那女人去了也好，将来抗战胜利，有一天你发了财，还怕找不到女人！"看儿子依然依恋树生，就十分生气，骂儿子没出息，"真不中用"，她绞尽脑汁，说出种种侮辱树生的坏话，企图打消儿子对树生爱的念头。这是一种畸形的变态的母爱，令树生忍无可忍。二是认为树生不守妇道。说树生"每天都打扮得妖形怪状"去上班，还陪着男人去赴宾馆、进舞厅，充当"花瓶"，这不符合她心目中的媳妇角色--呆在家中陪伴丈夫、伺候婆婆。而树生偏要交际，偏要过自由的热情生活，于是她指责树生"不守妇道"，连"做太太的规矩也不懂"；还骂她"是一只野鸟"，在外交不正经的男人，有外遇，要私奔，还危言耸听地对儿子进谗言，说她靠不住，不会跟他过一辈子，要儿子"好好教训她"。这一切令树生忍无可忍。三是说树生不合礼仪。因为树生与文宣是自由恋爱，也没有举行结婚仪式就同居、生子。这在接受了三从四德观念的汪母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她曾这样讥讽树生："你不过是我儿子的姘头，我是拿花轿接来的。"有没有媒人，坐不坐花轿，在汪母认为事关重大，而树生针锋相对："现在是民国三十三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了，我没有缠过脚，我可以自己找丈夫，用不着媒人"。四是树生没尽媳妇本职。说树生没有俯首帖耳的顺从她，没有侍候好丈夫。一有机会，她就摆开婆婆的架子，训斥树生："你是我的媳妇，我就有权管你！"发脾气，并且辱骂。树生不想和婆婆吵架，而且每次吵架都不是她主动挑起，她希望有一个和谐的家庭生活，愿意跟婆婆和平相待。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能挣钱养家糊口就看不起婆婆，就向她摆架子。只是不愿做奴隶媳妇。要她做一个俯首听命的驯顺羔羊，她办不到。所以每当汪母大耍婆婆威风的时候，她绝不逆来顺受，而是要顶她、要抗争她，有时甚至要故意气她。五是对待医学上的分歧。树生相信现代医学，汪母则不信。对待文宣的病，树生要他去看西医，用先进的医疗技术和器械检查，婆婆却坚持要让无用中医诊治。树生确知文宣的病是被庸医所误，去了兰州后，还让陈经理写了去西医院的介绍信来，汪母因成见甚深，竟把它撕了。可以说文宣的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婆婆的愚昧和固执贻误了。
综合分析，树生与婆婆的矛盾，是主客观原因造成的。主观而言，树生是大学教育系毕业，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追求民主自由和人格独立，而且她性格外向，好热闹、爱虚荣，想过舒适点的生活，因此，她不可能做一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不可能当含辛茹苦的贤妻良母。就客观而言，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烧灭了她办教育的理想，只能靠充当人们观赏玩弄的"花瓶"挣钱维持半个家庭的开支，供儿子到学费昂贵的学校念书。前方的战局日趋吃紧，后方家庭中婆媳矛盾的步步升极，一直恶化到"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地步，这使树生不得不远走兰州。
3、母子之间的情是不亲不热，拘谨而淡泊的。树生跟儿子小宣的母子亲情，因家庭之间的矛盾，显得很不健全，甚至有点恋态。正如汪文宣所说："她并不关心小宣，小宣也不关心她。"从树生这方面来说，她忙于银行的交际、应酬，还要照顾病弱的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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