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分析(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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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至70年代末，新中国成立以后，人们强调要对文学作品进行阶级分析，于是阿Q就被视为“落后的农民”的典型，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首先强调的是阿Q是未庄第一个^造**者，他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并且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这都是表现了本质上是农民的革命思想。《阿Q正传》后半部对阿Q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的描写又引起了普遍重视。批评家认为鲁迅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对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泽东也多次提醒人们要吸取假洋鬼子“不许革命”的教训。8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强调的是阿Q^造**的负面：“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结构”辛亥革命的教训也被阐释为政治革命运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的精神改造。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转向对阿Q精神的人类学说内涵的探讨，并做出了另一种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无家可归的惶惑，面对死亡的恐惧等等，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包括投奔革命，都不免是一次绝望的轮回。人只能无可奈何的返回自身，如恩格斯所说：“他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并借以维持自己的正常生存，在这个意义上，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选择又确实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的生存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这样，为摆脱绝望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精神胜利”的选择，却使人坠入了更加绝望的深渊，于是，人的生存困境就是永远不能摆脱的。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而揭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阿Q的如此种种的取胜法宝，如同麻醉剂，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仍不觉悟。阿Q“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普遍的精神现象，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极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
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中的根源之一。经济基础决定着上层建筑，物质决定着精神。阿Q面临着一切生存的困境：无田地，无房屋，无女人等。他作过一些努力，包括投奔革命，但每一次都以失败而告终，阿Q依然是阿Q。物质上的绝望，必然要用精神来安慰。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辛亥革命时期小生产经济和封建宗法统治对中国农民造成的严重恶果。那么，阿Q的精神胜利法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精神胜利法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通常是需要胜利而无法取得胜利的人用以维持精神上的平衡的一种“骗术”。从外部原因看，精神胜利法是在晚清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社会思潮。清朝中后期，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腐朽阶级不愿清醒地正视现实，发奋图强，而是企图以欺骗手段维系其内部关系，保持其封建统治。于是，自欺欺人的精神胜利法弥漫于统治阶级中，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受统治阶级支配。上行下效，舆论一致，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就应被视作被统治者受统治阶级思想影响的结果。
阿Q的精神胜利法，又不仅仅是受统治阶级影响。从根本上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造成的。阿Q四处流浪，接二连三受欺压，来世对他太渺茫，为了苟活，只得怏怏忘掉眼前的屈辱，这种精神胜利法，在农民运动低潮时期容易发生与蔓延。

参考文献：
1、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7月，第1版
2、严家炎、孙玉石、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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