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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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魏晋南北朝辞赋与散文创作也有所变化，魏晋辞赋主要继承了东汉抒情小赋的传统，在题材范围上有了新的扩展。从建安到魏末，辞赋内容与诗歌一样，直抒忧生伤乱之情和建功立业之志，王粲《登楼赋》就是这个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陶渊明的辞赋篇数虽然很少，却是这个时期最有价值，最有影响的作品，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是散文的骈体化，骈体散文称为骈文，它以四字和六字句为主，讲究对偶、声律、用典和藻饰。，对偶要求句子结构、，词性以及事类的工整配对；，声律要求相押，音韵调协，用典要求广征博引，弘润雅切，词藻崇尚富丽重彩，它是一种特别注重形式美的文体。
三、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小说发展粗具规模的时期。
小说创作已初步具备了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性格比较鲜明的人物形象，以及一定的想象和虚构成分。魏晋南北朝时期具备或者基本具备了小说的因素的作品，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前代，而且内容上也有了志怪、志人的明显区分。
志怪小说是沿着上古神话的传说，巫术文化的轨迹发展而来，这个时期社会流行的巫风鬼道较秦汉更盛，加上佛教在中士的广为传布，促进了志怪小说的大量问世，它的不少篇目，如《干将莫邪》《紫玉》《李斩蛇》等，揭露统治阶级，表达人民的爱憎感情有很强的思想性；而且情节结构完整，人物形象鲜明，小说意味比较浓厚。
志人小说则直接承袭了先秦两汉寓言、史传中记载人物言行的传统。它的发达繁盛，与当时社会品评人物，崇尚清谈的风气有密切的关系。志人小说大都是幽默雅致，带有小品笔记性质的笑话，清言、轶事集，它重在宣扬士大夫的“风雅”，是供贵族阶层阅读欣赏的。《世说新语》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魏晋士族阶层的精神面貌与生活方式。它的贡献主要是在即事见人的写人技巧和精炼、传神的语言艺术上，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这一重要特色，常为后世记叙轶闻隽语的笔记、小品所借鉴，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四、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也促进了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发展。
在此之前，中国没有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有关文学理论的言论，多散见于诸子、经史著作之中。到了建安时代，由于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与经史的分离和品评人物的时代风尚影响，才逐渐形成评论作家作品，研究创作规律的风气，随之诞生了一批专门的理论著作。
曹丕《典论·论文》是批评史上较早探讨文学价值、作家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文体分类和文学批评方式等问题的一篇专论。曹丕所论虽然只是略引端绪，但对魏晋文学批评的深入开展却是有推动之功的。陆机诗文创作甚丰，他的一篇理论著作《文赋》着重讨论了文学创作中常见的“意不称物，文部逮意”的问题，所谓“意不称物”是指作者的思想认识、构思立意”不符合外界事物的真实；而“文不逮意”，则是指作者不能运用恰当的言辞来表达所认识和构思的具体内容。此外《文赋》还将文学体裁的划分扩充到十类，分别概括了它们不同的风格特点。其中“诗缘情而绮靡”强调了诗歌的抒情性和语言精美，从审美角度修正了先秦偏重道德功利目的的“诗言志”论，反映出了这个时期人们对文学特性的认识的深入，意义十分重大。
刘勰的《文心雕龙》全面总结了先秦至齐梁以来各种文体创作经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一部辉煌的巨著。在这部作品中，他提出了指导创作的根本原则就是“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要求一切文章的写作都必须以儒家经典为指导。《文心雕龙》内容丰湛，体大思精，虽然存在过分推崇儒家道统，对文学反映社会实现认识不足等局限，但其系统的理论建树远超前代，深启后来，实为我国文学理论卓拔千古的集大成之作。
钟嵘的诗歌批评理论继承了《礼记·乐记》、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关于心物关系的论述。但前人都是从自然景物的对人心的作用着眼的，钟嵘则特别强调社会生活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将“物”的内涵从自然景物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钟嵘《诗品》在理论问题和批评实践上的有益探索，直接启迪、影响了后世的诗论与诗话创作。清章学诚说：“《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初祖也”。（《文史通义·诗话》）《诗品》与《文心雕龙》一样，标志着这个时期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发展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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