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一)

 《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红楼梦》作者在贾府这个封建贵族家庭中写了许多悲剧事件，其中关于宝、黛爱情婚姻悲剧的描写是着墨最多的。它是贯串小说始终的一条主线。从第一回“还泪之说”开始，至末回“情榜”作结（指雪芹原稿内容安排），连续不断地描写了主人公缠绵执着相爱的具体情节。在《红楼梦》庞大的艺术结构中，它明显的占有中心地位，这一点应当说是勿庸置疑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婚姻爱情悲剧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在今天，我们如何去认识这一爱情悲剧的社会意义？
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红楼梦爱情悲剧的 社会意义
一、红楼梦爱情悲剧是封建家族势力对婚姻自由的横加干涉
     宝黛的爱情遭到贾府上下的粗暴干涉，从封建家族观念的角度来考虑，有其必然性，封建家族的择偶标准，自有其规律：
首先是传宗接代的考虑。由于古代宗法制度为一重子嗣的制度且嫡庶分别仍严，故生育成为婚姻的基本考虑。孔子把无子列为“七出”之首（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即休妻别娶的条件之一。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径直由自然事实过渡到价值判断。后来甚至到由国家出面直接干预的程度：汉晋、北周每有无子听妻入狱之事；北魏元孝友请对于无子而不肯纳妾者科以不孝之罪；宋明规定凡男子四十以上无子者亦得置妾。可以说，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传宗接代，而不是个人幸福，不是两人间的事。故男子结婚，不是为自己觅伴侣，而是替父母娶媳妇；夫妇生育，不是为自己生儿子，而是替宗族续孙子。在古代，嫁女之家受于六礼，布席于庙，以告祖先，表示为一姓之祖先嫁其后裔，非仅父母个人之嫁女；而娶妇之家，亦要上告祖先，并且婚礼要在祖先牌位前举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为族娶妇是重，个人娶妻是轻，……是故在婚礼中，成妻之礼仅有‘共牢而食，合承卺崡’而已，且其夕施席于正寝，正寝为祭祢祭祖之重地，虽曰示交接之有渐，实仍含有共承宗庙之义在也”婚姻的此种要求，无异于在一种更高的形式下复又把两性关系降至为单纯的生育行为。而用王熙凤的话来说，林黛玉非长寿之人，自然，成不了贾府的少奶奶。
其次是门第的考虑。门当户对也是婚姻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与上一个要求是密切相关的。诚然，尽管现实生活中也不是没有“下嫁”与“上攀”的情形，但门当户对的择婚原则却是一种普遍的要求。婚姻中门户观念的起源殊难考证，但魏晋南北时期的士族门阀制度和观念，显然对此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时就有士人不与庶族通婚的各种诏信令。此后虽无明令禁止，但已逐渐演为婚姻中的一般趋势。在古代中国，门户考虑多为经济上的考虑。婚姻既是“成家立业”，就考虑的因素之一。而官职、名望、最终也无不落实到家私上。《红楼梦》书中一再使用的“宝”、“玉”、“金”及有关词语、意象，即可视为对婚姻中这一主要因素的无意识反映。宝黛之间的“木石前盟”自然无法对抗宝玉与宝钗的“金玉良缘”，黛玉虽出身名门，但毕竟家道中落、寄人篱下，无法与宝钗相比，他们的悲剧是注定的
再就是德性的考虑。德性是对婚姻当事人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鉴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纲常教总是建立在男性利益（君权、父权、夫权）之上的，故婚姻中的德性又偏重于对女子一方的要求。董仲舒释“女”为“如”，即“如人也”，“在家从父母，出嫁从夫，夫殁从子”；释“妇”为“服”，即“服于家事，事人者也”。对妇女德性的要求主要是“贤顺贞静”、“三从四德”、操持理家一类。至于文化才学，那是次要的事，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明代便有“女子无才便是德”、“妇人识字多诲淫”的偏见。《红楼梦》第四十二回写黛玉在行酒令时不觉说了《牡丹亭》和《西厢记》中的两句话，结果被宝钗教训了一番：“男人们读书明理，辅国治民，这便好了。……你我只该做些针黹纺织的事才是，偏又认得了字，既认得了字，不过拣那正经的看也罢了，最怕见了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宝钗的此种见识，正好反映了传统文化对妇女德性的基本要求。在这一点上，宝黛初会，黛玉就因回答了自己读“四书”而给“老夫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也留下了宝黛悲剧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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