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的叙事艺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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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喻为例，文章的开头和结尾都以鸟的形象引出了故事，开头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和最后的“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等。
三、新兴的杂言和五言形式
诗歌在形式上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特点是表现灵活。五言虽然只是多了一个字，但节奏、韵律富于变化，且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
汉赋从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同时也是五个不同的形式。汉代文学家将屈原和宋玉的楚辞纳入了赋，被称为骚赋。
进入西汉后，司马相如等人的赋篇幅较长，结构合理，被称为正赋。
而后东汉的短赋和南北朝，唐代的律赋都在原来汉赋的基础上进行了不断地改进和发展，绽放出了这种文学体的巨大魅力。
从总体的发展趋势看，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渐趋向五言，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语言通俗易懂，往往使用口语，为劳动人民代代传唱。
四、体现了以叙事为主的描述，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对后世文人创作起到的指导意义
叙事是最能表现艺术原初功能的表现手法。
诗歌取材于一个普通的民间故事，以故事发展的几个阶段为叙述重点，充分挖掘了民间事物的艺术价值。打破了文艺作品为上流社会所欣赏的格局。
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孔雀东南飞》是汉乐府叙事诗的最高峰。汉乐府民歌多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故事来源于民间，作品易于劳动人民之间传唱，经过一段时间后，故事的情节内容也得到了丰富。
在中国，诗与小说、散文和戏剧一向被视为文学的四种形式。但是到目前为止，诗歌早已融合了其他各种文学样式的特点。叙事性就不用说了。《诗经》，尤其是“颂”里出现了一些叙事诗，到了汉代“叙事诗”才普遍起来。
《孔雀东南飞》无论从长度还是高度上来说都是中国古代“叙事诗”的极至。
1、长度
汉乐府民歌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杂言诗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灵活多变。五言诗则形式十分整齐，如《十五从军行》等。这种诗体较《诗经》、“楚辞”的四言诗和骚体诗都有明显的进步。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的形式与《诗经》作比较，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把赋、比、兴手法糅合在一起，突破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格局，发展成为以五言为主的长篇叙事诗，长短不拘，表现灵活。五言虽只增一字，但间节单双配合，节奏、韵律富于变化，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以《孔雀东南飞》为代表的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渐趋向五言，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语言通俗易懂，质朴浅白，多使用口语，为劳动人民代代传唱，也成为此后几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形式。
2、高度
汉乐府民歌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叙事是最能表现艺术原初功能的表现手法。
《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一个普通的民间故事，故事以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悲剧爱情故事为主线，叙述了婆媳关系，夫妻关系，姑嫂关系，对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男主人公迫于家庭压力休妻，最后双双共赴黄泉的结果，揭露了封建礼教的罪恶，巧妙的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无声的反抗。通篇采用口语化的朴素语言表现人物的性格，充分挖掘了民间事物的艺术价值。“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打破了文艺作品为上流社会所欣赏的格局。
汉乐府民歌中虽然多数为现实主义的描绘，但许多地方都有着程度不一的浪漫主义色彩，如《孔雀东南飞》的最后一段文字，表现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巧妙结合。用松柏梧桐，交枝接叶，鸳鸯相向，日夕和鸣，来象征焦仲卿夫妇爱情的不朽。这是对叛逆的歌颂，对斗争的鼓舞，也是对理想生活的追求。从精神到表现手法，它都是浪漫主义的。我们知道，在民间流行的有关夫妻殉情的故事中，这类优美的幻想是颇不少的，如韩凭夫妇、陆东美夫妇，以及晋以后流行的梁、祝化蝶等。但见于诗歌，《孔雀东南飞》却是最早的。
作为一片汉代乐府诗歌的代表作，从诗歌的艺术特点,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显示，它影响了后世上千年，为后来的唐诗艺术上的全面开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人认为，《孔雀东南飞》体现了以叙事为主的描述，扩大了中国诗歌的叙事领域，对后世文人创作起到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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