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尽忠——伍子胥在《浣纱记》中(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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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体关照
在各种以伍子胥为表现对象的文学作品中，有诗歌、散文、小说、戏曲等等文体，几乎被中国古代文学的所有类型描绘过。由于事件本身的传奇性与故事性，尤其以小说于戏曲的创作次数更多、流传更广。比如在东汉袁康《越绝书》赵晔《吴越春秋》就有关于伍子胥故事的文学性叙述，到了唐代又有唐变文《伍子胥变文》到了明代，余绍鱼《列国志传》冯梦龙《新列国志》《东周列国志》也有相关内容。
在戏曲作品中，则如文章开始所列的诸多剧目是涉及到伍子胥的。中国古代戏曲中的历史题材剧，细节多取自稗官野史，因为其纪事更具有文学性，细节的创作比正史更丰富，虚构的部分多具有传奇性，尤其是经历了讲史话本阶段后，这些在故事以广大市民群体喜闻乐见、广泛接受的形势与内容流传，改编为戏曲必然要考虑到舞台表现的效果，也即观众的接受程度，所以，同样经历了一市民阶层未受众的话本小说与舞台戏曲在情节内容的设置与选择上都有相当多的相同之处。
三、戏曲之思
当然，戏曲由于其自身的文体表现特点，在表现相应题材时有着其独特之处。，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曲目对于这个题材的表现，选取事件多是集中在伍子胥复仇成功为止以前，只有《浣纱记》是详述了伍子胥复仇之后的经历。这固然是因为该剧表现的主要内容“勾践破姑苏”就是处于这一时期，但在这一主题之下依然把伍子胥作为着力描写的人物，详述了以往的作品中较少表现的一段，也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在表现报吴身亡之前的曲目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大部分是杂剧。杂剧和传奇体式的不同，使得其在题材的取舍上有着各自的特点。杂剧的体制较传奇而言是短小的，所以其选择的题材也是情节相对简单、矛盾集中而又单一的。其四折一楔子的相对固定的体制，在情节上往往利用折与折之间进行跳跃性、阶段性的处理，集中表现的是各个阶段的某一片断，在细节的丰富性、尤其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塑造往往由于篇幅而有所局限。所以，其呈现出的体貌就是动作性强的人物活动片断。而传奇则相当于戏曲中的长篇，四十至五十出的篇幅，使得其在事件叙述的完整性和人物塑造的细致程度上都是优于杂剧的。根据前面对伍子胥事件的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伍子胥复仇的经历，在逃亡至复仇成功为止，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情节片断构成的，比较适于杂剧的表现特点，但在报吴身亡阶段，若要细致表现伍子胥此时的诸多遭遇后性格及心理变化，就需要较多的篇幅刻画，把这种心理活动描写置于长篇的作品中，才不至于显得节奏过于缓慢、舞台表现过于单一。
另一个显著的区别是关于戏曲的文人化历程所造成的戏曲的特点。进入明代，戏曲的作者多是各阶层的文人，明传奇的创作相对于元杂剧，更明显的有雅与俗的区别。由于传奇的长篇体质特征，全本搬上舞台有一定的难度，但由于其情节设置的复杂化、语言系统也日趋精致，造成了其文学性的增强，日益案头化，其受众也由杂剧主要面对舞台下的观众基础上增加了相当多的文人读者。相应的，其表现的思想内容也有所加深。更多的把文人对社会历史的个人思考融入其中，在表现剧情的同时，把自己对相应问题的思考社会化。
由于这种种因素，《浣纱记》中的伍子胥比以往剧中形象多了许多心理活动，在忠勇之外多了与常人相同的犹豫，在传奇的经历中少了几分英雄神话色彩多了人性的塑造。并通过伍子胥的结局与范蠡的选择把伍子胥的故事升华到了对中国数千年君臣史中君臣矛盾的深刻思考的高度，把个案中的问题普遍化，通过戏曲的形式把这种观念生动形象地泛化成为社会观念。而戏曲的这种功能是在中国古代各种文体中最突出的。
而对于复仇的题材的处理，《浣纱记》更是把多种复仇集中到一本戏中，为我们集中展现了“复仇”具有的特征：个体性，无论是伍子胥鞭平王尸报父兄之仇；吴王夫差举兵越国报先王之仇；还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辱身灭国之仇，这些形成两国战争的复仇行为在戏曲文学的塑造中无一不被塑造成个人性的，其复仇对象指向的都是敌对国的君王及个别权奸。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古代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作者的认识局限及戏曲这种文体的表现形式。而作者的认识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又决定于社会观念的影响。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已得知戏曲的一个突出功用就是促进社会观念的形成，所以，戏曲作者观念与社会观念经由戏曲这一中介相互作用、互相影响。这也是所有大众为受众的艺术形式与社会关系中的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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