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尽忠——伍子胥在《浣纱记》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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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梁辰鱼的传奇《浣纱记》是位于“报吴身亡”系列中的。从剧本的主体及主要内容分析，这本戏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伍剧”，因为其旨在勾画勾践灭姑苏的历史图卷，生、旦设置分别是范蠡和西施，但在本剧中，却在吴越之争的长卷中为我们勾勒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伍子胥报吴身亡的阶段图景。在剧本中，最后的那首诗：尽道梁郎识见无，反编勾践破姑苏。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与吴！这首诗用否定的方式，表明了作者的创作意图，把观者对剧中人与事的舞台关照视角拉伸拓广到两个时代社会历史状态的比较中，使一本传奇因此承载了社会历史表现得重任而显得分外厚重。对作者的这种用意，我们在读完剧本之后，从事书中找到相关事件的记录，与作者笔下的时间进行对比，看看作者的立意重心在古还是今。
一、社会历史
《浣纱记》出自春秋时的历史事件，主要涉及两次吴越战争，穿插叙述了吴楚战争、吴齐战争以及与这几次战争的相关事件。基本上描绘了吴国从兴起到鼎盛在诸侯中争霸直至战败衰亡的历程。
在《左传》中昭公二十年，昭公三十年，昭公三十一年，定公四年，哀公元年，哀公十一年等分别记录了相关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作为史书《左传》着重纪录的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发生的决定性原因及该事件的简要过程，并不涉及太多的人物叙述。其中关于伍子胥的内容如：
（昭公二十年）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
（昭公三十年）吴子问于伍员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恶人之有余之功也。。。。。。。既罢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阖庐从之，楚于是乎始病。
从《左传》的内容看，伍子胥在历史记载上也是忠直勇武的形象。《浣纱记》中所用的历史事件的基调也是与《左传》以来的史书所持论调基本一致的。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虽然在框架上对史实是认同的，在细节的处理上，特别是对史书记载的空白领域，比如伍子胥逃亡的历程、两次吴越战争之间的人物、事件的塑造，都融入了作者所处时代的观念。
在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竞相争霸，也就是所说的“春秋无义战”的时代，崇尚的是谋略与兵力，很难评论总是正义战胜不义。正是出于这样一个充满颠覆性的可能性的时代,才会唯才是举，出现大量的“楚才晋用”的现象，产生了在各诸侯国为了招揽人才成就霸业形成的相对平等的君臣关系。对本国国君充满仇恨的“伍子胥”们，才有避祸他国以求复仇的举动，而伍子胥复仇事件出现在楚国，一定意义上讲也是由于楚国君权强盛的背景造成的，君权强盛君主不明造成的才臣冤怒、而强盛的君权使得臣子不具备在国内弑君雪恨的力量，在冤仇不得雪的同时还有淫酷的刑法使得与君结仇者往往遭受灭门之祸，所以造成人才流失，这些才臣效力于敌对国，助敌国战胜自己的国家也就等于打击了自己的仇人。伍子胥之所以在众多的复君主仇的臣子中地位凸显，就在于他取得的近乎神话的成功，成了为千古郁郁文人舒一腔怨气的英雄。
在春秋时代，已经有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的观点，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的并不是当时的显学，其观点并不是被所有人接受的，各国接受的都是对自己的霸业有益的部分，绝对服从的忠君观念并不像后世般顽固。在活跃的思想氛围下，没有过多的思想包袱、沉重的舆论压力，臣子们对“良禽择木而栖”的践行也就显得平常了。所以，同为楚产，伍子胥、伯嚭用于吴，范蠡用于越，不论贤愚忠奸，都是唯才是用下的正常现象。
而楚国的流亡人才在“伍子胥”时代、也即春秋后期纷纷选择吴国是因为一直能与楚国争霸的晋国已由于内乱衰落，不成为楚国霸业的威胁，中原他国无人与楚国争霸，新兴的吴国与楚国接壤，有争霸的意向与可能。所以，为了打击楚王，吴国就成了上佳之选。而此时的吴国为谋求霸业就要征服楚国，任用熟悉楚国的人无疑会事半功倍。所以，伍子胥复仇成功在于他与楚王的互相利用，而非出于正义。吴越战争也是同样，只不过是王室间、国家间的复仇行为。伍子胥、范蠡都始终与各自的所在国，为着所在国的胜利而尽忠尽职。
至此，我们已大致理清了伍子胥仕吴复仇的原由，那又如何看待他在吴国俯首就戮的结局呢？
（哀公十一年）吴将伐齐，越子率其众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馈赂。吴人皆喜，惟子胥惧，曰：“是豢吴也夫！”谏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于我。。。。。。”反役，王闻之，使赐之属镂以死，将死，曰：“树吾墓槚，槚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在《左传》中，是事实的叙述，大致是由于伍子胥谏吴王而不被采纳，之后就借出使齐国寄子于鲍氏，被吴王得知赐他自尽。并没有更多地记载。《史记·伍子胥列传》有更详细地记载：
吴太宰嚭既与子胥有隙，因谗曰：“子胥为人刚暴，少恩，猜贼，其怨望恐为深祸也。前日王欲伐齐，子胥以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若既得立，欲分吴国予我，我顾不敢望也。然今若听谀臣言以杀长者。”
可以想见，这段对话也是司马迁根据史实的推断后的创作，由此几乎可以说伍子胥也是死于奸臣谗害与君主不明，与他父亲的死很是相似，又都是有子在外，这里并没有子胥嘱子不要复仇的细节，也没有写伍子胥心里有过归隐林泉的动摇。只是顺理成章地写他就戮，为什么他此时不再逃亡了呢？是因为年已迟暮无力复仇还是处于报恩心理放弃复仇？
根据当时的环境，身为吴国三朝老臣的伍子胥不再可能逃往他国以期卷土重来了。他能选择的只有俯首就戮或逃亡避祸，作为一名忠勇之士，从当时道德的导向上，以及吴王对他的防范程度推断，在成功地寄子他国之后，他无论从主观还是客观上面临的都是前一个选择。他的处境与他父亲当初的处境很相似，他的复仇行为是出于“父母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礼记·曲礼》）的观念。这是具有祖先崇拜传统的中国人久已形成的观念，广泛而深刻。作为人子，他赴汤蹈火报灭家之仇；作为臣子，听命于君主也是他的本职。至于他的后代会不会再为他报仇，已经不再伍子胥的生命历史中了，那又是另一段历史，有着不同的因素左右着，这里不再讨论。
而伍奢父子极为相似的死因，却引发了历代文人对于臣子身份与自身价值之间存在的矛盾的深刻思考，诉诸笔下，就为我们呈现出了关于伍子胥的不同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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