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李白和杜甫诗歌艺术比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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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高：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对李白和杜甫的诗歌艺术进行了比较。
1、从创作道路上比较；
2、从创作风格上比较；
3、从创作方法上比较；
4、从诗歌体裁上比较；
5、从对后世影响上比较；
关键词：功成身退、清新自然、沉郁顿挫、写实写虚。

李白和杜甫是中国唐代诗歌乃至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座高峰，正如韩愈所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分别为后世赞誉为“诗仙”和“诗圣”，虽然共同经历了唐王朝由极盛到动乱的历史，但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诗歌艺术风格。
一、从创作道路上比较李杜诗歌明显不同；
从青少年时期起，李白就充满了任侠思想和经历，他明确宣扬“儒生不及游侠人”（《行行且游猎》），他的《侠客行》正是他对游侠的倾慕与身体力行之作，“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谁能书阁下，白首太玄经！”同时，李白从小受道家及道教思想的影响，“五岁诵六甲，”“十五观奇书”，他一方面接受了道家“含光混世”的哲学，一方面又吸取了“功随身退，天之道”的老子思想。因此，可以说李白思想的多元化，复杂性在古代文人中是非常突出的。他集庄子的放达避世与屈原的忠君爱国于一身；而儒家的积极入世与道家的无为长生和游侠的尚义奇妙地统一于李白的一生。李白的整个青年时期正是唐王朝的全盛期，由于处于经济和文化繁荣的盛唐社会，这给了他昂扬的精神面貌和建立非凡功业的理想，他用理想主义的眼光去看生活，似乎不世功业，唾手可得。但当他去敲仕途大门的时候，显现在他面前的不仅是盛唐社会的繁荣，而且有它的腐败与黑暗，唐代社会正从它的高峰上衰落下来。
在开元十九年，李白首入长安，想通过名士帮助找到“一佐名主”的机会却失败了。天宝元年，李白应诏再入长安，却受到很多权贵的排挤与谗害。前后两次进京，李白看到的是朝政的腐败与黑暗，“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在《古风第十五首》中他抨击当时远贤臣亲小人的政治状况，是“珠玉买歌笑，糟糠养贤才”，他还一再抨击当时那种权奸得意、贤才落魄、是非颠倒的不合理现实：“骅骝拳跼不能食，蹇驴得意鸣春风。”“鸡聚族以争食，凤孤飞而无邻。”对权奸他甚至指着鼻子骂：“董龙更是何鸡狗！”（1）。
杜甫的青少年时期虽也受到盛唐文化的熏陶，有着建功立业的非凡抱负，但是他的长安十年，正是安史之乱的前夕，与其说他曾经看到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不如说他更多的认识到衰败到来的危机四伏。杜甫抱着兼济天下的信心求仕，却连独善其身都难保，尤其在授官前，他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混迹上层社会，使他看清了统治阶级的荒淫腐败；漂泊于下层社会又使他目睹到人间的苦难，残酷的现实，使他对天宝盛世的内幕有了深刻的认识，看到了它腐败不堪的本质，预感到它一触即发的危机，为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奠定了思想基础。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杜甫流徙奔波，饱经忧患，这使他写国家灾难和人民疾苦的诗占了很大的比重。
可以说，年长杜甫十一岁的李白诗歌的创作活动主要在安史之乱以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表现自我，而他反映当时现实最深刻的是那些暴露与抨击黑暗政治的诗篇；而杜甫诗歌创作的主要活动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而他反映现实最为动人的全是那些描写贫富悬殊、战乱灾难、生民疾苦的诗篇，（2）。
二、从创作风格上李杜诗歌明显不同；
浪漫主义是李白诗歌最突出，成就最高的特点。他经常使用夸张的手法，生动的比喻、神奇的想象来抒发自己热烈奔放的感情，他把艺术夸张和丰富想象相结合，形成了鲜明的形象，这在其诗作中比比皆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黄河捧土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而杜甫的诗歌却达到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的最高峰。杜甫经常用刚健的手法深沉的思考来表现最富有典型意义的艺术形象，其中的“三吏三别”可谓光辉的范例。
另外，从诗歌风格形成的不同历史时期看。李白诗歌的风格形成于唐帝国最强盛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个人价值的渴望与追求。李白心目中的理想生活是美好的、充实的、热烈的，它既包含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丈夫何事空啸傲，不如烧却头上巾。”李白的诗自由奔放，尤其是长篇诗作大多气势磅礴，想象丰富，豪情满怀，一气呵成。如《蜀道难》、《梁甫吟》、《将进酒》、《北风行》和多首《古风》……都是下笔如有神的惊世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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