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水浒》招安结局的思想倾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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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的作者主张功成身退，不赞成宋江迷恋功名富贵，对他的这种思想持批判的态度，这是明确的，肯定的。但作者仍然为他安排了悲剧的下场，这绝不是表明作者在招安结局中要把批判的主要矛头指向宋江，作者的头脑清醒，思想深邃，目标明确，他在招安的悲剧结局中，批判的锋芒主要指向封建统治阶级。作者一直是抓住作品中基本矛盾的两个方面进行描写的。如果说在招安以前的部分，作品在描写统治阶级进行迫害和被压迫者进行反抗的斗争中、在统治阶级实行军事镇压和起义军进行军事反击的斗争中，以歌颂被压迫者奋起反抗的英雄行为和起义军粉碎镇压、扫荡州县、所向无敌的力量和威风为主，以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罪恶为辅，那么，到招安以后，在描写以宋江为代表的忠诚的归降者和以蔡京、童贯等权奸为代表的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中，则是以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阴险、残酷的面目和本性为主了。
梁山起义军接受招安后，与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并未结束，而是在新的意义、新的形势下，很快就由统治阶级挑起了新的矛盾冲突。统治阶级对归降了的起义军及其猜忌和仇视。《水浒》的作者是属于思想尤为清醒的现实主义作家。历史上提供的经验教训，人民谴责残杀功臣的强烈愿望，自己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使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本性有明确的认识，做出了他独特的艺术创造。所以，在描写招安实现以前，他立即调转笔锋，既从正面揭露；又从侧面作出暗示；或径直以韩信被杀的典型事件提出警告。整个起义军头上笼罩着一片阴沉、悲凉的气氛。这与招安刚刚实现时那种欢乐的气氛适成鲜明的对照。值得注意的是，宋江正式提出招安主张时，虽然引起了一部分头领的强烈抗议，后来也几经波折，但是起义军毕竟没有因此而分裂。而在为统治阶级死力奋斗的过程中，对悲哀前途的预感和认识，却使这批同生死的结义兄弟，人心思散，各谋退路。到平方腊之后，战争损折“十去其八”，剩余之人大部分又以各种理由星流云散，这实际上就是起义军的完全瓦解、分裂，这种局面难道不是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批判？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为宋江安排一个悲剧结局而不去安排成功引退的解决呢？看来这是作者呕心沥血的精心选择。从人物形象来说，作者对宋江在招安前是作为对宋王朝怀者忠心的江湖义士、在招安后作为对宋王朝忠心耿耿的朝廷忠臣来塑造的，他要把宋江塑造成为集忠义于一身的人物。虽然在招安以后遭到统治阶级的疑忌、屈辱的刺激和明智之士的分析，使他对悲剧前途有着深切的预感，这说明他并非始终沉醉。但是，他对生前富贵的贪恋，死后青史留名的愿望，最主要的是浓厚的忠君思想，——总之，他的封建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与燕青、李俊等人大异其志。他对悲剧的预感、对奸佞的不满和对起义军兄弟的义气，使他不能去责备以各种理由告辞隐退的人们，但他也不可能与那些兄弟走相同的道路。他只是一再说“忠心报国，死而后已”，“纵使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他是要对宋王朝尽忠到底的。
诚然，以作者的艺术才力，并非不能在不违背他的性格逻辑的前提下，对他的结局作出另外的处理，如写他在最后的时刻，居然逃脱奸臣的毒手，隐退而去，善终天年。但是，这样写，事实上就等于否定了肖嘉穗等人前面分析的“兔死狗烹”的必然性，而将大大削弱作品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罪恶的总的倾向性，而作者却是要在结局中加强这种倾向性的。因此，作者就不能按照宋江的性格逻辑一直写下去，让他的思想发展到顶点，成其志，完其节，一直到死后还让他在梦境中向宋徽宗表白忠心。作者把宋江塑造成忠良的形象，这本身并不是他的目的，他不是为塑造忠良而塑造忠良，而是借所塑造的这个人物“话舌”即话题，为表达思想倾向服务。请看，作者写宋江一再表示，忠心报国，死而后已”，并无半点异心，但最后又一再让宋江喊出“赐死无辜”、“得罪何辜”、“朝廷负我”，这不分明是用宋江被害惨死的鲜血淋漓的事实，对统治阶级残害忠良、屈杀功臣进行血泪的控诉吗？
应当说，作者的思想确实是有矛盾的。他歌颂起义军的反抗斗争，但又不能为他们安排胜利的结局；他肯定走招安的道路，但又批判宋江对招安的急噪态度和某些作为；他不赞成宋江留恋功名富贵，主张功成身退，但又要通过写宋江功成不退，终于被统治阶级害死；他哀痛宋江的惨死，但为了更有力地揭露和鞭挞统治阶级的罪恶，又不得不含着眼泪写宋江的惨死。是不忍心将起义军和宋江写成悲剧结局，又不能不写成悲剧结局的极其痛苦的思想感情的矛盾。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品对统治阶级的揭露、谴责，决不仅限于对蔡京、童贯等四个奸臣，而是包括了封建皇帝为首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作品把“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说成是皆由奸臣所为，那实际上也是一种使作者、作品逃脱封建文网的“狡猾之笔”。揭露和批判的锋芒最终指向哪里，是很清楚的。正是那位被称为“至圣至明”的徽宗皇帝，在个人爱好上歌舞放荡，声色狗马，腐化不堪；在临朝执政上，重用奸佞，听信谗言，出尔反尔，背信弃义。有昏君才有奸臣。他是奸臣们的孵化者、支持者、庇护者。奸臣们正是在他的默许和纵容下，才在地方上放纵亲朋，鱼肉百姓；在朝廷内狼狈为奸，翻云覆雨，败坏朝政，残害忠良。作品在开头写“乱自上作”，这个“上”，其实直上到皇帝；作品以结尾写“毒自上来”，这个“上”，皇帝不能辞其咎。作品以乱开始，以乱告终。徽宗皇帝不是什么“暂时昏昧”，更不是“至圣至明”的天子，而是至昏至昧，昏昧一生的昏君。宋王朝，尤其是作品描写的宋徽宗一朝，决非作品开场诗中所赞美的什么“一旦云开复见天，也不是宋江幻想的招安以后就“重见天日”。在作者的笔下，宋徽宗一朝之天从未晴朗过，一直是阴云密布，暗无天日。
是的，《水浒》的作者没有跃出封建皇权主义的局限，要把宋徽宗打翻在地，历史事实使他也无法安排这样的结局。但是，作品描写的鲜明、具体的生活图景告诉人们：在那个上上下下腐败不堪、黑暗绝望的朝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阴险毒辣，不可信赖的；留恋功名富贵凶多吉少；对统治阶级效忠到底，难免发生悲剧。这就是《水浒》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和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统治的主题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侧面，也是作品在招安悲剧结局中表达的主要思想倾向。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陆建祖
2、施耐庵　罗贯中：《水浒全传》，岳麓书社，2001年9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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