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王安忆小说的艺术魅力
王安忆是新时期屈指可数的贯穿性作家之一。从最初的《雨,沙沙沙》开始引起文坛关注一直到今天,在20余年消消长长的文字浪潮中始终保持良好的创作态势,每个阶段都有卓尔不群的表现。她是一位极富创造力的女作家,其作品涉及的内容和叙述方式在不断的探索着、发展着。冰心称赞她“写作的路子很宽,凡是她周围的一切,看到了都能写书。”[1]的确如此,在王安忆不凝滞、不定型的创作中,也有她恒定的一面,这就是对女性生存的不懈关注和思考。她善于抓住主体,并以缠绵的女性情怀,带着女性敏锐细腻的心理感受,去凸现对孤独的反叛与认同的主题;在溯流与寻根中,娴熟地运用从“纪实”到“虚构”的创作手法和浸透着女性缠绵、伤怀而又韵味十足的语言魅力,都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 一、抓住主体:城市的女人,带着女性敏锐细腻的心理感受,凸现了对孤独的反叛与认同的主题 城市是充满了游戏规则的生存空间,宠爱女性又不溺爱女性。当今的城市使女性获得了一些从未有过的权利,同时又给她们加上了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双重负担。除了和男性一同为生存而争斗,女性还要独自承担她们并不乐意承担的家务,久居城市、深谙世事的王安忆,在回忆着男人在外面赚钱,而女人在家中操持这一源自农业社会传统的“家的模式”时,思考着城市女性在家庭中的新地位,带着女性极其敏锐细腻的心理感受,走进忙碌对母性的拒绝与回归、对于家庭的独立与依附中完成了女性由女儿到妻子到母亲的角色转变,从而实现了她对城市女性生存意义的体认与终极关怀。“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作战斗。而他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外人无法给予一点援助,先行者无法给予一点启明,全凭自己去斗争,去摸索,这是一场永恒的战争,无论人类的文明走到哪一个阶段,都难摆脱,甚至越演越烈。”[2]而务实的城市。王安忆和她笔下的女性一起以感谢生活的态度,珍惜她们在变化万千的生存境遇中的体会,在经历了作为女性个体对孤独这一生命原生状态的反叛与认同、 城市市民与城市文明的冲突日益暴露着人的个体生存心态,人们渴望交流和释放各种情感体验,但个体心态不断的私人化和扩大化使他们不得不孤独地面对自己,女性身体的单薄与精神的纤弱尤其敏感于这种状态,反抗孤独的愿望尤为强烈。王安忆在小说中试图帮助人们正视孤独,寻找途径,缓解孤独寂寞的城市人与热闹喧嚣的城市之间的矛盾。“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连与联结,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就在他们身后。”[3] 一部家族神话帮我们释放了城市孤儿无家的苦闷,“我”的成长史敞开了城市女性孤独苦闷的心扉。慢慢地,我们有些领悟了王安忆的文学创作:“为这些个孤独的战场进行艰难而努力的串联和联络,互相提供消息,告诉人们,他们并不是孤独的,整个人类在他们身后”的深远意旨,在王安忆构建的神话中我们明白了存在即真的生存道理,渐渐地熄灭了面对孤独烦燥不安的火焰,从混沌与无序走向从容与镇定,从水火不容到互助与和谐。 二、在溯源与寻根中,突出了追问孤独之原因和探寻解脱之途径的关键点,娴熟地运用了从“纪实”到“虚构”的创作手法 在人类的生活中,淹没于孤独、体验孤独、悟解孤独,是极为普遍的生存场景,因此描述孤独、玩味孤独、甚至游戏孤独一时成为某种文学时尚,而追问孤独之原由和探寻解脱之途径的关键点,却常常被忽略或搁置了。王安忆则把握了这一在民间被普遍关注的话题,这既是其浪漫情怀与理想主义的真诚表达,同时也标志了其人生探索一定程度上的先导性和深度意义。 孤独是一种个体心理状态,社会历史原因固然存在,但个体内心才是真正根源,山口琼的孤独基于其偏重效果的实现自我之决心; 阿兴的孤独源于其守望理想的坚定信念;捞渣的孤独在于凡夫俗子们不容忽视的世俗欲望……,这就是答案:保存自我、实现自我、发展自我。作为一个有机系统,个体与同类交往旨在吸取能量、增强内力、发展自我。本能上的封闭与行为上的开放,原则的利己与策略的利他,这是生命在浩邈时空中安身立命、探问前途的两面相,于是,明确了“自我”概念就有了保存、实现——发展自我的需要。生存原则和本能将本应畅流无阻的人心之河果断地加以切割、分离,隔膜与孤独由此而生。 和追问孤独之因一样,对解救之途的有意识探寻也贯穿于王安忆创作始终,王安忆早期小说的自传性主人公雯雯,或借助幻想和童话缓解孤独;或虚构恋爱打破隔离感,因恋爱“可因男女双方间情感上的交流及相互关怀而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孤独与隔膜感。”[4]王安忆集中精力大规模地探寻冲决孤独囹圄之途是在发现了“关系”这一概念之后。没有关系即孤独,没有关系却可以开拓关系、创造关系。“寻根”桂冠置于此处才适得其所。王安忆的“寻根”其实是建设关系的代名词,它寻的是生命之根、人生之根,热衷于置个体于各种质感的纵横网络,现实目标直指摆脱孤独,寻根的过程即减缓心灵苦痛的过程,而缺乏“文化寻根”的民族性的宏阔气度和幽深特质。 王安忆小说中早期的寻根活动,寻的是生命中那一支活跃着延伸至主体的血脉,是纷繁世相中成堆偶然性里坚强的那一系列必然。《大刘庄》已经十分明晰地透露出“根”的观念以及探究来历(实即纵向寻根)的热情;《小鲍庄》则以一组特写画面表现出来自生命血脉深处的神秘的感应际会。《我的来历》和《好姆妈、谢伯伯、小妹阿姨和妮妮》从来历不明的恐惧和困惑逆向道出了“根”的至关重要和不容缺失,前者正式举起了自觉寻根的旗帜,具有“起程”和“开端”的意味,后者虽是一篇优秀的市民生活小说,对城市中产阶级生活的描述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但其中最引人深思的却是小女孩妮妮。这个来自育婴堂的小孩天生不走正道,嗜偷成性。她既是对市民阶层生活理想的一种嘲弄,作为个体与主体,更体现了作家对生命之谜的严肃追问。小说一再提及妮妮被一个或两个人操纵着。由于操纵者的缺席,王安忆借孩子形象设置了一个生命之谜,深刻表达了孩子的无根之痛。无根之痛即深刻的孤独之痛,寻根为冲决孤独囹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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