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新边塞诗”的特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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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边塞诗”

边塞诗的又一次兴起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疆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发展，不少诗人来到了新疆，创作了最初的写边塞景、记边塞事、抒边塞情的一批诗作。所谓“新边塞诗”就是指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以来的一批诗人，继承古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传统，用现代汉语创作的再现和表现西北边塞生活题材而又具有边塞气质和风骨的白话自由诗。在谈“新边塞诗”的特点前，我认为有必要谈谈“新边塞诗”的崛起。
一、“新边塞诗”的崛起
诗歌史是一条流不断的长河，上游之水总要往下游流淌。因此，后代诗人诗歌接受前代的影响就是必然的。“新”总是相对于“旧”而言的，离开了“旧”，也就无所谓“新”了。所以“新边塞诗”这一称谓本身就标志着它对传统边塞诗的继承。新边塞诗继承了《诗经》、《楚辞》以来的遗传基因，发扬了唐代边塞诗风，同时活跃着经嫁接、杂交而勃发的新枝，这就使它虽然以荒僻的自然界与边远的塞外生活为抒写对象，却具有深沉而又浓郁的当代色彩。例如周涛在《暮色》一文中写道的：“不知是炊烟搅混了暮色/还是河水染浓了暮色/生活的幕宣布一场终结/落日想用句号终止/月亮却以逗号表示间歇/暮色收去的/晨曦会重新还给我。”以及章德益在《一粒草籽的梦》所述的“我是一粒草籽/绿洲把我托付给漂泊的风/虽然我渺小/但我也有翡翠色的梦/我梦想着，这颗星球都被绿色覆盖/而不再有绝育的土地，拒绝春的温存。” 这些都给人留下了一种与整个时代息息相通的印象——对象是古朴的和偏僻的，但思情却是现代的，体现着社会生活的新潮。
当然，单纯的继承无法出“新”，“新”同时也代表着它对传统的超越，正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现代性超越，使“新边塞诗”真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代中国诗坛上。谈起“新边塞诗”的崛起，应是诗人闻捷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标志着新边塞诗的崛起，１９６０年，著名诗人郭小川来到新疆深入生活，正式提出了“新边塞诗”的主张。
那么，“新边塞诗”“新”在哪里，也就是新边塞诗的特点是什么呢？我认为是（一）创作题材、内容“新”、（二）创作意境“新”、（三）创作诗风“新”、（四）创作语言“新”、（五）创作抒怀“新”。下面具体阐述如下。
二、新边塞诗的特点
（一）创作题材、内容“新”。
建设与开拓基本取代了战争生活的描写，这是由时代的差异所决定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边塞诗产生发展繁荣的20世纪50年代，国家相对安定，四邻基本和睦，孕育新边塞诗的大西北地区边烽尽息，各族人民在祖国统一的疆域之内友好团结地劳动生活、共同开发、建设着大西北边疆。所以，拓荒与垦殖、劳动与建设也就必然地成为新边塞诗人所乐于表现的题材。
新中国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政权体制、阶级关系、政治思想、文化意识等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国门启开，八面风来，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渐趋多元、活跃。以杨牧、周涛、章德益为代表的青年诗人，他们的诗作虽也继承了古边塞诗的慷慨、淳厚的风格，表现得刚健、朴实，却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叹息；有开拓者的呐喊，而极少颓废者的呻吟。著名诗人郭小川来到新疆深入生活，创作的诗作《西出阳关》、《雪满天山路》以及诗人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张志民的《西行剪影》等都是“新边塞诗”的力作。他们以高亢的、火一般的热情，一扫古边塞诗的悲壮苍凉；放声讴歌奇异瑰丽的自然风貌、勤劳豪爽的各族人民以及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边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给人以雄奇、高亢的艺术感染。
（二）创作意境“新”。
虽然“新边塞诗”的创作同样取材于新疆，但是它不满足于只是反映边塞生活的表象，肤浅地捕捉普通的画面和镜头，仅仅是对边塞的山川风物、风土民情做一般性的牧歌式的歌颂，对边塞复杂万端的现实生活进行空泛的美化，而是勇于在诗歌中严肃思考重大的社会问题，探索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理想，开掘和阐发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内涵和历史内容，这就使许多新边塞诗闪耀着哲理的光芒，展现了新的艺术天地。就像代表诗人杨牧所述：“多难的人生应该有张伞，这张巨伞应该是一片辽阔的蓝天”；他深信：“自然的风景不曾堵塞金秋的通道，/人为的风暴也没有战胜绿色的必然。而地平线呵，复又闪动少女的青睐，——深情眷念着时代的变迁!”这里我们深切感受到的不单是大自然更新的规律，而是历史的雄辩法则，人民的不朽力量、信念。
（三）创作诗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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