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对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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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钱钟书似乎带着怜悯的感情去描写他。“他是无用之人，学不了土木工程，在大学里从社会系转到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方鸿渐一副可怜相。作者笔下的方鸿渐，好未见好，可也找不出一丝一毫的坏处来，是个地道的滥好人。他向现实的残忍只会屈服。方鸿渐深爱唐晓芙，唐听了苏文纨一番挑拨，误解了方鸿渐，方也不为自己辩解，“只是站在马路上，在雨里淋着”，唐晓芙看在眼里，苦在心里，“想一分钟后他再不走，一定不顾笑话，叫用人请他回来”，谁知方鸿渐偏在这一分钟内开步走了。一段爱情也由此结束，字里行间存着深深的遗憾。钱钟书先生似乎着意在营造命运捉弄人的意蕴；没有接到三闾大学的续聘书，也不去问个究竟，打算一走了之。钱钟书深刻挖掘了方鸿渐安于失败的懦弱性格，讽刺手笔悲天悯人的感情色彩居多。特别是书结尾处写方鸿渐与柔嘉大吵一场后各自离家出走，有大段大段的文字描写方鸿渐的寂寞无助，这里就不带任何讽刺意味了。
   《围城》和《儒林外史》都根据不同人物给予不同的讽刺色调，这种方式是高超、巧妙的，既忠于人物的各异性和复杂性，又恰如其分，具有感情上的针对性，展示了作者的爱憎。
三、讽刺手法的异同
    讽刺手法常以多种手段的整体实现为其表现形式。将多种讽刺手法融会起来使用，是《围城》和《儒林外史》高超讽刺艺术的一方面，《围城》运用了比喻、议论、夸张、心理描写、对比等主要手法，《儒林外史》中有白描、夸张、对比、比喻等主要手法。而两部著作占主导地位的讽刺手法不一样。《围城》主要运用的是比喻和议论，《儒林外史》是白描。下面就来分析两部著作的主导讽刺手法，造就的不同讽刺效果。
先来看《围城》机智诙谐的比喻：“李梅亭多喝了几杯酒，人全活过来，适才不过是立春时候的爬虫，现在竟是端午左右的爬虫了。”。“爬虫”要经过冬眠，到“惊蛰”才开始苏醒，但并不十分活泼，要到端午左右才是最健壮的时候，“立春时候的爬虫”，因为还在冬眠期间，只是僵尸的样子，与“端午左右的爬虫”的健壮有力是一个鲜明强烈的对比，用这一个现象来比喻一个人“喝了几杯”之后“全活过来”了，很有一些谐趣，而用“爬虫”作比，非常清楚的表现了作者对这个人的讨厌和看不起。
《围城》中的议论就更为精妙了，如：“外国哲学家是知识分子里最牢骚不平的人，专门的权威没有科学家那样高，通俗的名气没有文学家那样大，忽然几万里外有人写信恭维，不用说高兴得险些忘掉了哲学。”。这段话对于哲学家的讽刺是很深的。首先就硬是把他们塑造了无甚权威、名气的尴尬地位；又讲他们是知识分子中最不安，最牢骚不平的人，根本谈不上什么修养，一旦见到海外飞来的恭维，当然高兴得不可名状，几乎“忘掉哲学”。
《儒林外史》通过含蓄、平实的白描来展示事件、人物的可笑性、劣根性。严监生与妾赵氏正在谈论前妻王氏如何“心慈”接济别人，话还没落音，一只猫将床顶上的竹篓子跳翻，抖出王氏的私房银子五百两。这便让读者知道“心慈”的王氏也不是那么心慈了。范进中举后，退职知县张师陆随即来拜，既送银子，又送房子，行为颇为慷慨。甚至事情发展到张师陆怂恿范进去汤奉处打秋风，汤知县收到帖子，对“张世兄屡次来打秋风，甚是可厌”，但是同着“门生范进前来”，不好回他，只能吩咐快请。这样一看，张师陆的慷慨举动实是吃小亏占大便宜。
    可见，《围城》中讲述的事情平凡，然作者运用精到的比喻，贴切而又新奇的议论，将这平凡的事扩展出另一层深刻的哲学意味，读者在轻松快意的笑中若有所思。《儒林外史》到处运用白描，通过情节的巧妙安排尽显讽刺意味，读者从事件的发展中看到人事的可笑、可悲，心情也因此变得沉重。
四、讽刺语言
《儒林外史》的讽刺语言，非常洗练。常用寥寥数笔，穷形尽相。《围城》就讲究文句上
的琢磨，遣词造句，非常卖力。刻画起人物来，更是浓笔繁墨。二者的讽刺语言用的都是冷笔，然二者冷笔冷的程度和作风却不一样。《儒林外史》的冷，叫冷峻，愤世的情绪较多；《围城》的冷，叫冷观，悯人的情绪较多。如《儒林外史》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钱到公事办，火到猪头烂”、“死知府不如一个活老鼠”，文中大量运用民间俚语、谚语，表现吴敬梓对当时官府的痛恨和轻蔑。写劣绅张静斋，为了谋夺和尚的田产，做神弄鬼，唆使地痞流氓诬陷和尚与妇女通奸，行为极其卑劣无聊，行文间流露的自然是无情的讽刺。其讽刺的辛辣、锐利程度，真是一针一个血洞，于血淋淋中倍见丑恶现实，又从丑恶现实中生出凄凉：这世道何时是个尽头!
   《围城》的冷笔，虽冷却不感伤，始终像把解剖刀，能切天下至坚，也能游于无厚之中，直入天下至微。读者随着钱钟书的黑色幽默，思维上绕了几个弯，过了几条道，柳暗花明一番，才感受到作者的讽刺深意。较《儒林外史》，作风就不是那么直接，那么锐利，相对温和委曲些。
   《围城》和《儒林外史》语言特色上相同点是幽默化和形象化。如《围城》中的鲍小姐，钱钟书是这样刻画她的：“有人叫她‘熟肉铺子’，因为只有熟肉铺将那许多颜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这几句不但将鲍小姐身材的丰满，穿着的暴露形象描绘出来，语言更是幽默。《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写差人向马二先生勒索时，一连用了“瞒天过海，就地还钱”，“戴着斗笠亲嘴，隔着一帽子”，“老鼠尾巴生疖子，出脓也不多”，“打开板壁说亮话”，“秀才人情纸半张”好多条谚语，形象再现差人见钱眼红的贪婪特性，又幽默有趣。
《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相承的一面，又有摇曳多姿的一面。在讽刺内容针对事实基础，颇具真实性这点上，两部书都做得极好，为我国传统的写实主义、讽刺文学增添了光彩；在对不同人物采取不同讽刺色调这点上，钱钟书继承了吴敬梓《儒林外史》的这一特色，运用得潇洒自如；在讽刺手法上，由于两位作者生活时代、生活经历各异，两部书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艺术魅力；在讽刺语言上，一个简练，一个铺张，一个质朴自然，一个大肆渲染，从不同的途径都收到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既有一定的渊源，又有一定更变，各具体系，各有特色，同样精妙。

参考文献：
1、陈美林：《吴敬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8月，第一版
2、于天池：《明清小说研究》， XX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
3、周锦:《〈围城〉面面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一版
4、赵艳屏：《略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1月,第28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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