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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与《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对比

    《围城》和《儒林外史》是我国长篇讽刺小说的两朵奇葩。它们以独立而醒目的姿态屹立于中国文坛。《儒林外史》产生于十八世纪上半叶，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当时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黑暗腐朽。读书人在八股取士制度下，本来纯净的灵魂严重扭曲，异化，行为上则癫狂，卑劣。吴敬梓以《儒林外史》猛烈抨击了科举制度，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种种败坏人心、祸国殃的罪恶。从根本上否定了当时社会，讽刺意味十足。钱钟书的《围城》出现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反映的是从抗日战争开始到建国前夕生活在国统区的一群知识分子对战争畏缩，狭隘于个人生存的懦弱行为和胆怯自私心理。钱钟书用诙谐、黑色幽默的文字，以笑的形式写出了当时知识分子在动荡年代下的生存困境，寓含浓浓讽刺。这两部书同写一群知识分子，又把讽刺艺术运用得出神入化。两部书的主题尽管不一样,然而在讽刺艺术这一面，两部书的融通和相异之处，眩目而复杂，因为这不仅体现了中国讽刺艺术传统的继承和新变，也显示了不同文化环境下的文人是如何去批判社会现实的。这是引人探究的。
 一、讽刺内容的真实性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讽刺作品当然也不例外。《围城》和《儒林外史》的讽刺内容是有肥沃的现实土壤的，是具有现实根据的，真实性很强。钱钟书用讽刺的手笔揭露了当时社会的暗无天日。《围城》中内地的三闾大学就可以讲是国统区文人生存环境的一个缩影。全民正在为祖国的生存而浴血奋战，三闾大学这群拿着高薪的知识分子却在那里勾心斗角，做着一系列庸俗的事情。为模仿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教育制度，三闾大学搞出了一套无聊十足的导师制。它有这么一条规章制度：“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如有犯罪行为，导师连带责任。”这规定的残忍比得上明成祖诛方孝孺九族。钱钟书以漫画的手笔反映了国民党教育制度的奴役性，办大学只不过为他们培养一批忠实的走卒。导师制为了增进师生感情，塑造一个师生共同生活的理想场所，有这样一个师生共同进餐的饭堂规矩：“导师的饭该由同桌学生先盛，学生该等候导师吃完，共同退出饭堂，不得先走”。这看上去是学生尊敬老师的表现，实则出于训导长李梅亭的良苦用心：防止先生陪学生挨了半碗饭，溜回去舒舒服服吃。这些措施面子上作足，无任何实在意义，徒增笑料而已，但这种制度却堂而皇之的占据着高校教育，当时的高校又何尝不是这么混乱?假文凭的教授横行，教育目标不是为了培养人才等等，钱钟书深味其中黑暗，才会有针对性的，以犀利的讽刺来抗争这社会。
    吴敬梓生活于封建社会的末期，社会内外矛盾都比较尖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这一时期有了相当发展。封建文人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地位有所下降；又被统治者桎梏，思想僵硬，学术上无多少建树，于是逐步走向衰落。《儒林外史》就反映了封建文人由盛而衰的转变情况。
    清朝，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八股文盛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描写的八股专家马二先生游西湖，看到朱淑真、李清照的名字，说：“这些什么人?料想是不管功名的了。”；当了学道的范进，竟然不知道苏轼是哪朝人，第七回别人讲笑话打趣，他糊涂地说：“苏轼既然文章不好，查不着也罢了。”这是当时读书人只谙熟四书五经，别的知识则无所知现象的真实反映。吴敬梓看到这丑恶的现实，大开讽刺之笔，希望士林中人能从《儒林外史》的讽刺中有所悔悟，并为没落的士林探索出光明的道路。
    可见，《围城》和《儒林外史》都将讽刺之笔深扎于丑恶的社会现实，具有极深的认识意义。
 二、针对不同对象变换讽刺色调
    吴敬梓以尖刻的笔法塑造了许多人物。如汤知县汤奉这类贪官，严氏兄弟这类土豪劣绅，运用的都是尖刻的讽刺手笔。第四、五回写高要县的汤知县为了博得清廉的名声，竟将一个回民老师傅活活枷死。严监生贪婪悭吝，剥削成癖。家有十多万两银子，自己病得饮食不进，还念念不忘收租子，敛钱财。严贡生更加阴险刁滑，为非作歹。他强圈穷人王小二的猪，还行凶打折了王大的腿；施展讼棍手段，明明没有借给别人银子，却硬向人要利息；他在严监生死后，欺压寡妇弟媳，霸占二房产业；特别是用云片糕混充高贵药材讹诈船工的船钱，花招也真想得出来。作者通过这些事例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完全暴露出来，对他们进行的是无情的揭露和严厉的鞭挞。
    再看吴敬梓对杜少卿的描写。杜少卿是吴敬梓笔下的一个光辉人物。他视功名富贵如粪土，为人豪爽，行为放荡不羁。在杜少卿身上，吴敬梓多多少少渗透了自身的一些性格，用的描写手法自然褒扬的成分居多。虽说书中也展现了杜少卿呆痴的一面，杜少卿的不知择友而交，将大捧银子送给骗他的人，然这是吴敬梓善意讽刺的一面，希望杜少卿的性格变得更完美，且杜少卿本为阔家子弟，不谙世事也是常有的，这是性格因素的一面，作者这样描写也是忠于人物处境的。笔法温和。还有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等人，作者尽管有批判，但总的来讲，笔法都是相当温和的。
    这种针对不同人物采取不同讽刺色调的方式，在《围城》中也体现得很突出。
    《围城》作者钱钟书对李梅亭、高松年、汪处厚、韩学愈这群无甚真才实学的大教授，给予的是无情的嘲讽，以李梅亭为例。“戴副墨晶黑眼镜，神情傲兀，不太理会人，并且对天气也鄙夷不理，因为这是夏历六月中旬，他穿的还是黑呢西装外套。”李梅亭一出场就显得滑稽可笑。去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带个很大的铁箱，上半箱，装着抄写的书卡片，有了这，“中国的书烧完了，李先生一个人可以教中国文学”，下半箱装药，准备以十倍原价卖给穷乡僻壤的学校医院；孙小姐病了，想讨一包仁丹，他怕拆了封卖不出好价钱，只给几粒鱼肝丸了事；导师制要求饭前饭后祝福，李梅亭搜索枯肠，只想出来“一粥一饭，要思来处不易”二句，可见这人只用箱子装书，全不用脑子。钱钟书以轻蔑的态度刻画了遭人唾弃的李梅亭，厌恶之情溢于言辞，用笔相当辛辣、刻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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