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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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对富贵的矛盾态度，在许多方面影响了讽喻诗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也侧面反映了盛唐之后地主阶级的衰落和自信心的下降。尽管孔夫子强调他所视如浮云的是“不义”的“富且贵”，但中唐有兼济胸怀的文人大都推而广之，风言富贵皆浮云，表现出他们的傲岸之气和自负之态。杜甫《丹青行》就代曹将军霸直言：“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在地主阶级上升的阶段的盛唐时代，远不是诗人们的关注点，在他们的诗里，充满着视金钱如粪土的大度和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崇高追求，如：
“志合岂兄弟，道行无贫贱。”﹙张九龄《叙怀》﹚
“如今五侯不待客，羡君不入五侯门。如今七贵方自尊，羡君不到七贵门。丈夫会应有知己，世上悠悠安足论！”﹙张谓《赠乔林》﹚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李白《将进酒》﹚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
盛唐诗人鄙视当权者，鄙视功名富贵几乎到了不可一世的地步，他们在发挥才能，辅佐大业的理想和个人身家富贵的衡量中，总是把后者置于极其次要的甚至羞于启齿的地位，白居易讽喻诗所缺少的正是这种兀傲不凡的青春活力，你看他写的悲悯寒士的讽喻诗，如《读张籍古乐府》、《赠樊著作》、《伤唐衢》、《孔戡》、《薛中丞》等，着重悲叹的并不是他们治国济世理想的难以实现，而是逐一抱怨他们所获官职太小、家业太穷、名声太弱，如张籍问社会：“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贫贱？病眼西街往，无人行到门！”﹙《读张籍古乐府》﹚又替唐衢鸣不平：“五十著青衫，试官无禄食。”﹙《伤唐衢》﹚总之一句话，个人富贵与否在白居易的人生理想中已占有相当分量，李白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到白居易的心中已变成了“天生我才须富贵”，白居易的讽喻诗因此缺乏心底无私天地宽的高昂气度，说服力、感染力下降了。
对富贵的矛盾心态也削弱了白居易斥责权贵、抨击富人的“嫉富”诗的战斗力。这些诗揭示了贫困和富有两个极端，但只停止于现象的披露，缺乏更深刻的思考。如《歌舞》一篇，前面所渲染的豪奢无度的“退朝者”和结尾的“ 乡狱”囚，固然是触目惊心的对比，但前后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作者也没有思考这种社会现象的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似乎只是对此无可奈何的愤慨。白居易在他的悯农诗，如《观刈麦》、《村居苦寒》、《月夜登阁避暑》、《纳粟》里，一再表明他非常同情农民的困境，却只能报以无能为力的愧疚，即他所谓的：“独善诚有计，如何救旱苗！”﹙《月夜登阁避暑》﹚他对富人提不出更本质更尖锐的揭露，因为富贵也是他个人的生活目标；他难以维护穷人的利益又悲悯他们的遭遇，因为他的同情愧疚之心可以获得众多下层读者的共鸣和拥护。白居易的悲悯诗，正因为物质利益对他这种新兴庶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心灵的干扰。嫉富诗的整体价值受到了影响，“嫉富”是白居易对儒士传统心态的继承，“羡富”则表明庶族知识分子的局限，前者是可以肯定的，是讽喻诗创作的动因；后者则是因该否定的，是讽喻诗隐蔽的缺陷。
当然，作为唐代诗人中创作最多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口号，并能在170多首讽喻诗中很好地实践自己的理论主张，掀起了新乐府运动，其成就是无法否定的。从乐府的“缘事而发”到杜甫的“因事立题”，再到白居易的“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可以看到，诗歌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干涉能力不断加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白居易的讽喻诗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生活，是历史的一面镜子，从这个角度而言，白居易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是否也应称为“诗史”？在承认这个观点的基础上，再客观的去观察中唐的社会和白居易的心态，我们不难发现，中唐普遍的的社会心态也在白居易的灵魂深处投下了影子，国力的衰落、社会的动荡、贫富的悬殊使诗人的心中也沉淀下羡慕富贵、追求富贵生活的心态。人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这种心态的积淀也是人之常情，苛求白居易超然于外，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作为一位伟大的诗人，作为一位关心社会民生的诗人，他总是在努力地超越这种心态，但偶尔不自觉地流露出“羡富”的世俗心态，恰好反映了诗人在创作诗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铸造自己的人格，尽管这种交融碰撞是痛苦的、无奈的，却正好告诉了读者，诗人白居易的伟大不是因其完美，而是伟大于他的不断的追求和超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白居易是伟大的，他的讽喻诗是为大的，尽管有瑕，但瑕不掩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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