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嫉富”和“羡富”的矛盾心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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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的讽喻诗直接服务于他的政治目标，是典型的“政治功利”诗，他本人的理论著作《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等都清楚地表达了这一点，后人也多不置疑。千百年来，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评判就一直围绕着“政治功利”的利弊问题经历了多次起伏。前后变化之大，说法之多，都是众多古典诗歌作品当中所罕见的，如胡震亨《唐音癸篚》云：“……少陵后，仍咏见事讽刺，则诗为谤汕时政之具矣。此白氏讽谏愈多愈不足珍也。”胡氏以“政治工具”论全面否了白居易的讽喻诗。自此，众说纷纭，但总体上是贬多褒少。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白居易的讽喻诗又因它积极干预政治而获得至高无上的评价，如称它是“现实主义的颠峰”，具有“高度的人民性”等等。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以“政治功利”论否定白居易讽喻诗的言论又重新兴起，如说它是“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是艺术上的失败”﹙见《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第692期﹚一时间，肆意贬斥白居易讽喻诗又成了学术界的一种时髦！可见，在诗歌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白居易的讽喻诗一直存在很多争议，如何正确的恰切评价它的价值是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小的问题。
我认为，白居易讽喻诗历来评价不一，主要是因为评价者把“政治功利”当作衡量诗歌优劣的首要标准，并根据自己的立场或褒或贬，以一种“功利”代替另一种“功利”。实际上，“政治功利”并不是衡量诗歌优劣的关键因素，起码也不是首要乃至唯一的标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是再明白不过的“政治功利”了，难道籍此否定《诗经》的地位和价值了吗？屈原的《离骚》陈子昂的《感遇》，乃至杜甫的《北征》，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功利”诗，而并不见人否定它们的价值。因为文学的创作总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个人因素相关的，都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只是范围、程度不同而已。一件作品的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如主题思想、内容题材、语言技巧等，“政治功利”说只涉及了作者的创作动机，是以偏概全；政治与诗歌的关系本来可近可远，这取决于诗人的个性和主观感受，评论者不能纯粹依据个人喜好、倾向来判定它们的价值。因此，我们在评判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时，应该跳出传统评价标准这一圈子，只把“政治功利”看作是一个影响因素，而把主要目光转向作品本身。
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是一个诗歌创新的时代，激烈的动荡、日渐衰落的社会经济，给中唐的诗人提供了全新的主题和题材。尽管盛唐曾经创造过诗歌的“黄金时代”，人们艺术地把握现实的能力大大的提高了，但中唐人们不可能重谈老调，新的时代迫使他们要为诗歌开辟新的道路，确立新的诗歌走向。白居易的讽喻诗就是一种大胆的诗歌创新和尝试。袁枚曾说：“余按元、白在唐朝，所以能独树一帜者，正为其不袭盛唐窠臼也。”﹙《随园诗话》﹚这种尝试一方面带来了新的甚至偏颇的诗歌理论及创作，另一方面又显露出盛唐诗歌高峰之后的诗人思想深处的矛盾冲突和创作上的浮躁冲动心理。白居易的一生是充满矛盾的，他既想介入政治运动，实现政治抱负，又希望远离变幻错综的政治纷争，知足保和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加，官位的上升日渐占据白居易的头脑，因此其晚年创作的成就远不如早年。讽喻诗是白居易早年的尝试之作，是公认的价值较高的作品。在讽喻诗诗里，显示着年轻有为的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其基调是高昂向上的，但这并不避免白居易内心世界的另一方面在诗中的流露，那就是羡慕富贵，尽管这种流露是隐蔽的，不自觉的，但它们和讽喻诗抨击富人，表层意义一起构成了作者的思想矛盾和讽喻诗本身的内在矛盾，影响着白居易讽喻诗的价值。
贫富悬殊是中唐社会的重要特征，各种社会问题随之而起，安史之乱后，唐朝繁荣的政治经济一落千丈，户口凋耗、科敛繁重、均田制、租庸调制均遭到破坏，“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陆贽《陆宣公集》奏议卷六﹚土地的大量兼并直接导致的社会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作为对时代、政治异常敏感的诗人，白居易写下大量揭露统治阶级罪恶和反映人民疾苦的诗歌。其中，前者集中表现为对富有阶层腐朽荒淫生活的揭露和批判。如《伤宅》、《凶宅》通过大官僚豪华甲第的渲染铺陈，给这些社会寄生虫以当头棒喝，预示他们必亡的结局；《轻肥》、《歌舞》则揭露了富人们的骄横气焰和豪奢生活；《买花》则从流俗中看出社会的病态，贫富悬殊。这些优秀诗篇真实的反映了中唐的社会状况，也表达了诗人白居易对上层富人奢华无度的不满与痛恨。
白居易“世敦儒业”，自小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形成他嫉恶如仇、公正耿直的优秀品格。他对不劳而获的富人们是极端鄙视的，这些人终日无所事事，“所营唯第宅，所务在追游”﹙《歌舞》﹚，《秦中吟十首》之一的《不致仕》辛辣的讽刺了一个“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的至死不言退的老官僚形象。《悲哉行》则把矛头指向贵族子弟：“沉沉朱门宅，中有乳臭儿。状貌如妇人，光明膏粱肌。手不把书卷，身不擐戎衣。二十袭封爵，门承勋戚资。春来日日出，服御何轻肥？朝从博徒饮，暮有倡楼期。封钱还酒债，堆金选娥眉。声色狗马外，其余一无知”。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使年轻冲动的诗人来不及思考总结，以率真的笔触记录下了丑恶的“富人百态”，警醒了人们，也警醒了时代。
可以说：“嫉富”是白居易面对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的直接反应，但如果仔细研读他全部的讽喻诗，就会发现作者的另一种不自觉的心态：羡富。
白居易的许多“嫉富”诗喜好富贵豪华场面的铺排，字里行间显露出作者不仅对这种生活相当熟悉，而且有相当的羡慕之态。这种不易察觉的隐蔽心态，宋代的朱熹极早就觉察到了：“诗中凡及富贵处，皆说得口津津地涎出。”﹙《朱子语类》第一百四十卷﹚尽管朱熹的话稍嫌刻薄，引起当时诸多诗祖白居易的诗人的反对，但他们并没有说错，请看下面白居易评论社会世态人情的诗句：
“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高仆射》﹚
“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议婚》﹚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不致仕》﹚
“请问桐枝上，为余题姓名。待余有势力，移尔献丹庭”。﹙《答桐花》﹚
以上所引都来自白居易弘扬儒家道义，指斥时弊为主题的讽喻诗，但从中可体味到他对富贵的矛盾的态度：既反对那些不劳而获的特权富有层，又把有才华而不得富贵看作是极大的不幸，同时对求富趋利的世风有相当的认同感。“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似是化用孔子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里仁》﹚句意，可见他并不是对富贵功名贪得无厌的人，而是强调富贵的追求要有所节制，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是很不错的，但对标榜“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白居易来说就显得言不由衷，起码说明，富贵对他来说不仅不是“浮云”，而是“嫉富”表面中隐藏的物质享受的一种需求。“嫉富”又“羡富”看似有蹊跷，其实由来明显，那就是白居易的少年经历和当时文人心态。
赵翼《瓯北诗话》：“香山出身贫寒，故易于知足……而贫儒骤富，露出措大本色，亦在此。”白居易少年可谓尝尽愁穷：“此生知负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长安早春旅怀》﹚“穷巷厌多雨，贫家愁早寒”。﹙《秋暮郊居书怀》﹚“客心贫易动，日入愁未息。﹙《秋江晚泊》﹚”“时世艰难世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廖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寄浮梁大兄》﹚直到壮年之后，生活才得到安稳，但昔日饥寒交迫的深刻记忆，在白居易心中成了一种逆反力量，他痛恨不公正的贫富差别，但也不忘记自己摆脱贫穷，跻身富贵阶层的刻骨铭心的愿望，并在讽喻诗里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盛唐时代的诗人多心系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凡出本意，都身体力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杜甫，胸怀是何其的宽广；“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李白，胸襟又是何等的坦荡！可以说，他们都是鞠躬尽瘁、胸怀广大的理想主义者。到了中唐，政治的不安定和变幻莫测，即使知识分子自觉地担负起拨乱反正，重归盛世的责任，又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个人力量难以抗拒顽固的君主专制。加上不断完善的科举制度的笼络，出身下层的知识分子有了获得原先不可想象的经济地位的可能。这样，本来已充满矛盾的知识分子更加难以割舍“来之不易”的物质生活保障，这种心态表现在诗歌创作上就形成独特的诗格与人格分裂的状态。明代朗瑛就说：“乐天富贵酒色，可谓至矣，而人品天资，又非寻常之士。”﹙《七修类稿》“诗不类人”则﹚可见白居易对于富贵的矛盾态度，也非一人所有，而是中唐社会心理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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