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类型选择的思考(二)

增值税转型改革是服从和服务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1994年的税制改革，经过实践的检验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所建立起来的新税制体系，是十分优化的，已初步适应了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一点必须给予肯定。然而理论和实践都表明，一劳永逸和永恒的优化税制是不存在的。从税制设计的意义上讲，税制建设都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税制建设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是不断变化的，由于各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势和任务不同，对税收制度建设的要求也不同。税收制度只有依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形势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革，才能持续地维持优化状态。1994年新税制自建立后发展至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际上，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汹涌澎湃，科技进步的步伐不断加快，不断冲击着传统产业；电子商务的兴起，网络经济的推广也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商业模式；在我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面临着入世后的种种机遇和挑战；与此同时，世界性的减税浪潮也会对我国现有税制造成冲击。在国内，“九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十五”计划的良好开局，取得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个里程碑性成就，使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特别是工农业产品总量的迅猛上升，使中国告别了商品短缺时代，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而在改革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已初步建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显著，国有企业脱困目标已初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全面展开，以“费改税”为中心的整顿公共分配秩序的改革在某些区域已初见成效，西部大开发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已成功启用。所有这些新情况都对税制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挑战。面对国内外的新形势和新任务，现行税制已显示出诸多的不适应，亟待从制度和政策层面寻求改革和完善的办法，所以，要启动新一轮税制改革已成为当前税收工作的迫切要求，而在所有的税制改革中，作为我国第一大税，在税收总量中占40%左右的增值税，其转型改革无疑是税制改革的热点和焦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增值税转型改革也应是服从和服务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增值税转型改革充分体现了十六大精神，是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的需要。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中已经明确了我国增值税改革的方向是将现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简称为增值税转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对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正面效应更为明显，允许抵扣购进的固定资产已经缴纳的增值税金后，将使投资者的投资成本明显降低，这项改革在客观上是一种对企业的减税让利，会产生刺激企业投资和扩大生产的作用。

 三、增值税转型的难点和可行性分析

增值税转型的难点

增值税转型存在两个方面的困难。一是财政承受能力有限。增值税是我国最大的税种，2003年增值税收入达8000多亿元，占全部税收入的40%左右。静态估算，如果全面抵扣固定资产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300亿——1500亿元；如果只抵扣机器设备投资所含进项税金，一年约减少财政收入1000亿元左右。这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我国财政承受力将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第二个难点与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今年经济运行的突出特点是投资明显过热。为抑制投资的过快增长和防止经济出现全面过热，2004年4月份中央和国务院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以行政手段和货币政策为主的紧急调控措施，政策措施的效应正在显现。在这种宏观经济形势下，增值税转型改革客观上存在着刺激投资的效应，与总体上需要控制投资增长的大环境相矛盾。

增值税转型的可行性。

当初我国开征生产型增值税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其一是担心固定资产投资膨胀，其二是担心财政收入减少。笔者认为，对于投资问题，造成当时投资膨胀和投资饥渴症的主要影响因素不能单一地指向税收，这与地方政府领导以任期内新上项目多少论政绩有关，其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指导思想的偏差；二是与体制有关，投资主体对于投资项目缺乏责任约束，负盈不负亏，一旦发生亏损，很少追究投资决策者的责任，这些都助长了盲目的投资膨胀，但与此同时，我们应更多地看到一些国有企业经营中的资本技术等消耗的补偿严重不足，尤其是一些老工业企业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几十年未搞过设备更新，而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扣除固定资产所含税金，对于前面所指的投资膨胀几乎不起任何可遏制作用，却给这些急需资金进行设备更新的企业造成更大的负担，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积极性。挫伤企业进行技术改良的能动性，从而导致企业在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竞争力日趋下降，使企业在奄奄一息中最终破产解散。从经济学角度看，经济要发展，最终必须依靠扩大再生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前提下，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充分运用税收等调控手段，合理诱导投资方向，优化投资结构，促进技术投资，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出更大的效益，而生产型增值税不论购入固定资产的性质，一律不准予抵扣，则是达不到这一效果的。所以，客观地讲，我国选择生产型增值税，除了因为这个税种本身的不规范将给经济带来前述种种消极影响之外，对于其最初的出发点也不能起到实质作用。

我们再看收入问题。从理论上讲，以商品税为主体，以商品流转额为计税依据，采用比例税率的税制结构，税收的增长率应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弹性系数小于1，而从近几年的情况看，我国税收增长都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税收弹性系数高于1，最高的竟达到了3.33，这说明近年来税收处于超常增长的状态，这种状态一方面说明我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阶段，我国的税收征管得以加强，征管改革成果得以体现，国家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也收到应有效果，但应该看到，税收的超常扩长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投资乏力，居民消费不振等问题，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内生的驱动力还是不够。从税收角度看，这与税收的超常增长导致企业和居民的税费负担过重有很大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在税制改革和完善的过程中，对税收负担作有增有减的调整，从总体上适当减轻税收负担，进一步激发企业和居民的投资和消费，促进我国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而从生产型增值税不允许固定资产抵扣，重复计征的特性看，目前继续推行此类增值税，显然不符合涵养税源发展经济这一“轻税”政策的客观要求，税收的超常增长也说明生产型增值税已完成了其开征之初赋予的“历史使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其光荣退出历史舞台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选择。

要将现有生产型增值税进行转型改革，就是要在消费型和收入型两类增值税选择一个适应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的增值税类型。经过比较，笔者认为，消费型增值税属充分扣除，是可取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只有实行充分的扣除，对产品的某些多次或阶梯式重复征税才能完全得以避免。正如最早的法国增值税的主要倡议人莫里斯·劳来所指出的，供应品和资本设备的成本与零配件和原材料的成本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最终产品的价格，而把税款扣除待遇限于以实物形态加入最终产品中的那些物品原材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对某些项目如固定资产不准予扣除，会引起不同产品的最终消费者之间税负的不平衡，因为在不同产品上多次课税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增值税的转嫁变得更不确定，在各种货物的最终价格中实际税额所占比重也不能精确地予以确定。可见，实行生产型增值税是不能消除阶梯式流转税重复征税的弊端的。

第二，充分的扣除对于出口实行完全的免税，而进口货物按与国内货物同样基数课税而言，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这种充分的扣除，则出口价格将包含某些税收成分在内，不能实现充分的退税。这也是欧共体国家实行充分扣除这一事实使得其他国家群起效法的重要原因，因为后者也希望保护其生产者在对外贸易方面的地位。另一方面，充分的扣除也使征收一次性进口税的进口货物与国内同类货物能够展开公平竞争。

第三，对于固定资产已纳税款给予扣除，可以使增值税对于投资可能生产的任何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不给予扣除，则会人为地提高新投资的成本，影响纳税人投资的积极性，因而会减少投资总额，损害经济发展，尤其是限制技术投资，影响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尤为不利。

第四，对固定资产不给予扣除待遇，会使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负担重，造成不公平竞争，使增值税对于生产仍具有扭曲作用，影响纳税人按最佳效果来选择生产方法，从而引起税收超额负担与经济效能上的损失。进一步而言，资本有机构成高的企业大多为先进技术企业或能源交通基础产业，而资本有机构成低的企业多为加工工业、生产型增值税明显对前者不利，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我国的产业政策是严重背离的。

第五不给予课税扣除待遇，会鼓励厂家自产其所需的货物而不从其他厂家购置，因为这样，其自制的劳动成本将不被计入增值税的课征基数之内。这样就间接阻碍了专业化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