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值税类型选择的思考(三)

至于实行收入型增值税，只允许扣除固定资产的折旧部分，其余部分在未提取折旧之前全部由纳税人负担，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型增值税的以上种种弊端。同生产型增值税一样，收入型增值税也不是规范的增值税，而是介于生产型增值税和消费型增值税之间的过渡性选择。收入型增值税之所以在世界上推行不广，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对于固定资产折旧的计算与划分上，会遇到更大的麻烦。例如，要划分企业计提的折旧中有多少金额属于自制部分的金额及含自制固定资产所发生的工资等增值因素，而上述两种划分都是非常困难的，使得增值税制变得纷繁复杂，难于操作。因此，世界上只有极少数的国家实行收入型增值税。

综上所述，实行消费型增值税无疑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方案设计。

从当前政府的承受能力分析，笔者认为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方案一：增值税由“生产型”一次性转为“消费型”。这种方案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为对固定资产增量所含税金允许购进抵扣，存量因素不作调整即转型后允许企业当年新增固定资产（含动产和不动产）的进项税额一次进入抵扣，对转型前企业拥有的存量固定资产所含税金不予抵扣。此方案因考虑不动产进入抵扣，就必须考虑增值税税基的扩围，即要求将建筑安排业和销售不动产同时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以实现增值税征、扣范围的统一。方案二：实施增值税分类转型。实施此种方案要求转型改革分两步进行，即是在目前增值税征、扣范围统一的前提条件下，第一步首先允许将企业用于生产经营的机器设备等动产在购进时一次抵扣。第二步再将不动产按征、扣统一原则设计纳入抵扣。这种方案最大的优势在于可操作性强，改革震动小，第一步实施不需要调整地方财政分配基数，且有利于促进企业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技术进步，第二步可根据经济环境发展变化时适时选择实施，其机动性和与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强。

四、增值税转型的政策建议

第一，全部取消进口和境内采购机器设备实施的增值税减免政策，包括税收减免、先征后返等。因为转型后，购进的机器设备允许进入抵扣，再保留上述政策实施已没有实际意义。

第二，对转型前三年内新建资本密集型企业，如高科技企业、基础原材料生产企业等可实施加速折旧的措施。这样既考虑了该类行业的具体情况，又不至形成税款的重复抵扣。

第三，固定资产存量因素是增值税转型政策处理难点之一。转型不考虑原因在于存量资产形成时期较长，期间政策实施几经变化，国家针对固定资产投资先后执行的政策有所得税前还贷、新增流转税还贷、融资租赁、财政无偿投资、财政贴息投资、机器设备免税进口和国内购买先征后返、部分企业先行实施固定资产准消费型扣除等。此外实践中还存在对固定资产抵扣的不规范操作，要准确计算固定资产存量所含税金因为找不到可资利用的凭据而成为不可为之事。且任何一项政策的切换都会对企业利益带来不同程度影响，这种影响不可能通过人为措施调整均衡。同时借鉴税改初期对期初存货所含税金计算、抵扣的经验教训，因此不主张在转型时考虑存量资产的抵扣。

第四，实施该方案同时考虑对地方收入分成基数的调整。建议以2002年或2003年各地区建安行业的实际税收收入作为调整地方分成数。

对建筑业的征税与其他行业一样，实际是针对其实现的增值额征税，因此应按统一原则将其纳入１７％的税率征收范围。不动产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应针对不同征收对象设计相应适用税率，对酒店、宾馆、娱乐城、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建筑安装工程可适用１７％税率，对一般生产经营范围的建筑安装工程和高档住宅、别墅等可纳入１３％税率征收，对社会福利部门的建筑安装工程，如学校、科研、医院、图书馆、城市公共设施、民用普通住宅等可实施部分减免税直至零税率。

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对投资及税收收入的影响

对投资的影响。

要探讨增值税转型对投资领域的影响，可以探索性使用构建的中国投资决策模型，定量研究转型改革作为扩张性税收政策对投资发挥的作用。从目前许多税务专家及学者对投资决策模型的研究成果看来，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对我国投资领域产生如下积极影响。

第一，增值税转型对企业投资中设备类投资份额发生重大影响，从而对企业投资的有机构成和技术含量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厂商角度看，税收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利润增长方式的转变；从宏观国民经济角度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对于中国经济中低技术产品过剩、高技术产品相对缺少的产品结构改变具有深远意义。通过高科技含量的投入，生产具有优良使用价值的商品，通过改良供给的途径扩大内需，为刺激经济增长提供新思路。

第二，增值税转型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投资收益率，达到直接强烈刺激企业投资，连锁带动社会和民间投资的宏观经济政策目的。税收政策无疑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必要补充。

第三，在竞争性生产领域，企业顺应市场需求进行理性投资经济效益良好，这是经济学界和经济实践中的定论。对于财政资金选择技改项目进行贴息，科学选择项目将是困难的，必然存在寻租、预算夸大超支等问题，通过增值税转型作为财政资助方法就要中性和有效得多。实施增值税转型，任何一般纳税人企业进行设备类固定资产投资都能获得政府税收抵扣式的资助，申请资格是由企业的投资行为决定的，申请费用接近零；企业投资项目选择都要经过完整的科学论证，通过税收方式给予资助有经济效益的保证。

第四，企业投资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率低，是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我们在增值税转型的政策设想中明确假设：固定资产须验收交付使用后予以抵扣。增值税转型通过具体税收条款对企业建设周期发生影响。投资决策模型中的在建工程建设期复利终值Ｖ（ｎ，ｒ）与增值税抵扣权利的时间权限综合对企业建设周期管理发生强烈的利润刺激，企业对建设周期和投产率管理将有重大改变。从企业管理的角度，加快建设周期将会有效降低资本在建设期间的资本价格下降因素和资本运行风险，这无疑将综合提高企业资本预期收益率。

第五，积极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中央政府的国债收入，增值税转型的资金支出是增值税形式的相对税式支出，国家和地方政府增值税共享，政策资金由国家与地方共同分担，国家和地方不会由于增值税转型带来太大的财政压力，但是合成的国家政策资金支出会对经济给予强劲的促进作用。

第六，国家通过扩大内需，拉动供给，扩大供给是最终目的。增值税转型使税收因素对设备投资选择至少保持中性，使本国设备能够公平参与竞争。增值税转型使本国设备在同样的内需条件下增大供给份额，通过乘数效应扩大由此产生的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增值税转型产生的经济良性循环表明，增值税转型是在深层次上扩大内需，解放国内生产力，其深远意义也许我们还远没有认识和发现。

第七，增值税转型是支持西部大开发税收政策的重要举措。增值税转型是政府从市场机制角度对西部开发的支持，有利于扩大民间投资和外资对西部的实效投入。

当然，任何事物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增值税转型也可能导致企业投资过热，如果这种投资热潮一旦迅猛上升，就会和当前宏观调控要抑制投资膨胀这样的方向形成冲突。有关资料表明，2003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5.5万亿元，比2002年增长26.7%，占GDP的47.3%，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增长1.2万亿元，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2004年1—2月城镇固定资产高达53%，是1994年以来同期最高增幅，这些现象说明，投资热情正在高涨，这就需要国家从转型改革统筹宏观经济的环境，适应宏观调控的需要出发，本着可操作性原则，切实做好方案设计，搞好试点，在总结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选好时机和积极稳妥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