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执法中的困境与出路(二)

   1.注视执法。2009年6月15日晚，武汉市城管局在七城区同时展开专项整治，要求执法人员只能采取宣传、劝说等方式治理占道经营。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场景：50名执法队员围站成一圈，双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注视着食客和坐在一旁的小老板。如此“对峙”了近半小时后，两桌食客先草草结账离去，小老板与另两桌食客又“坚持”了片刻，最终悻悻地收拾起桌椅搬进了店内。

    2.美女执法。昆明市有关部门更是用心良苦，成立了一支城管监察女子中队，力求通过女性的温和与柔美来扭转城管的“暴力”形象，以“美女城管”来治疗城管痼疾。主管部门对“美女城管”还有许多要求：“更温和”、“更耐心”、“更细致”、“更以人为本”、“更具亲和力”。

3.委屈奖。早在2005年，为了增强执法队员的工作责任心，把“受得了委屈”贯穿到工作中，树立亲民的城管形象，宁波市北仑区城管霞浦中队设立了“委屈奖”。事隔两天，就有2名城管队员因为在执法过程中尽管遭受谩骂和殴打仍能文明执法，领到了每人50元的“委屈奖”。

4.无情绪执法。2008年1月23日，义乌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稠城大队率先推出执法新举措，规定“队员情绪不稳定，不得上街开展执法工作”，旨在杜绝因队员个人情绪问题而出现的粗暴执法、不规范执法，甚至是违法执法的情况，由此改善综合执法的整体形象。

    三．如何抉择？人性化管理的出路

解决城市管理的现实困境，人性化管理的方式是一条成本低、效果好、各方共赢的出路，关键是需要理清管理的思路。城管综合执法是城市管理的一个环节，虽然各种非议主要集中在这个环节，但要彻底治疗城管痼疾，却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执法上，人性化管理的思路，只有贯穿城市管理的每一个环节，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管理价值的人性化，“生存”重于“面子”。对城市秩序进行有效的规范和管理是现代化城市存在和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但生存权才是人权的首要价值目标，城市流动无照商贩大多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城市下岗职工等弱势人群，他们的生存照顾本来是国家的义务，他们的生存价值应该高于城市整齐划一、美观整洁的秩序要求。而在我国尚未完全普及社会保障体制下，这些生存在城市边缘，靠做点小生意谋生的弱势群体自我救赎的方式应该得到尊重和支持。

2.城市规划的人性化，给小摊小贩留空间。城管和商贩存在的矛盾，主要是因为商贩不合理地占用了城市公共空间。城市公共空间是属于全体市民的，有特定的功能，比如交通、集会等。城管部门管理，也只是针对占用公共空间，并不涉及经营活动本身是否合法。城市规划产生于社会成员生活的需要，但这个社会成员是所有生活在城市中的人，而不是一部分人，因此，政府在进行城市规划过程中，在规划公园、广场、商业中心的同时也要以公共用地而非商业用地的形式，提供更多的城市土地给穷人们，而不是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名义下来让商业用地蚕食穷人们的生存空间，同时通过公共财政和行政手段提供大众化的公共设施、培养适合低收入者的市场，让这部分人有自己生存和生活的空间。

3.执法思路的人性化，“管”“理”并重，“堵”、“疏”结合，注重服务。“管”在古代指钥匙，引中为管辖、管制之意；“理”在占代指雕琢玉器，引申为疏通、引导、教化之意，表达的是道理，蕴涵的是智慧，反映的是沟通和协作。当前我国城市管理中时常出现的一些不和谐现象，与管理者忽视“理”有很大关系，而城市管理必须要重“理”，改变城管的执法思路，“堵”、“疏”相结合。目前,城管执法时多采取“掀、砸、打、没收”等方式，然而城市管理却陷入越管越乱的困境。因此，一味地“堵”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应当“堵”、“疏”相结合，让公众包括小商小贩参与到城市管理中来,才能有效地解决执法者与执法对象的对立局面，才能有效地避免与即将实施的《物权法》的冲突。

4.决策法律化，法律人性化，兼顾小贩的生存和城管的尊严。现行的城管制度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弊端，如城管部门的职责不清，权力过于集中，权限过大，形成了“权力越大，擅权滥权的冲动越大，与管理对象的矛盾越大”的循环，因此需要把政府的决策法律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城管部门的职责，权限，理顺各个部门的关系，明晰城管部门的角色，把人性化管理的方式法规化，遏制城管队员的暴力冲动。另一方面，既要给小摊小贩合法身份，也要给他们实际利好，通过立法明确小摊小贩的合法地位和权利，针对现实生活中侵犯个体户和小摊小贩的行为，制定约束政府行为的法律规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不得向个体工商户收取费用，城市市容管理人员也不得借口净化城市环境，驱赶个体工商户；凡年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可以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并且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服务。在这个基础上，用法律的形式调整城管队员与小摊小贩的关系，使二者互动共生。

    综上，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人性化执法已逐渐成为执法部门的共识，这就要求执法人员提倡人文关怀，确立“以人为本”思想，正确处理国家与公民、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合理、合法地使用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同时统筹兼顾创新方法和手段，真正使行政相对人感觉到执法刚柔相济，并深受其威慑力和感召力的影响，成为自觉的守法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