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夫妻财产约定制度01(二)

（二）夫妻财产约定对外效力夫妻在共同生活过程中，难免会与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为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因此，在夫妻财产约定中，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第三人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即夫妻任何一方不得以债务不是自己欠的、夫妻有约定而不承担该债务。夫妻中未借债一方，如不能证明作为债权人的第三人知道该财产约定的，均得以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先行对第三人清偿债务，清偿后，夫妻中不负债的一方再向另一方追偿。四、完善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几点立法建议　（一）完善订立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要件与申报登记程序的规定　1. 明确夫妻财产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各国通例均认为夫妻财产约定为要式行为，必须具备书面形式，口头约定无效。我国现有的法律是“应当用书面的形式”，为避免当事人经口头约定且无争议的夫妻财产契约在效力上与立法发生冲突，采用这种解释是可以的。但从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说，承认口头约定的方式会带为司法实践带来极大的困难与麻烦。笔者认为，夫妻财产约定必须以书面的形式为之，口头约定无效。2. 明确夫妻财产约定既可以在婚前做出，亦可以在婚后做出。有人提出，夫妻的约定协议生效于双方缔结婚姻前，即尚未结为合法夫妻之前，此时缔约的主体不能叫夫妻，因此，婚前的约定不是本法十九条所称的夫妻约定，即主体不合法。另一种意见认为不论是在婚前还是婚后签订的财产约定协议均应视为是夫妻对财产的约定。如果限定于结了婚，真正取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夫妻身份时签订的约定才有效的话，显然是与法律设立约定制的旨意相违背的。笔者认为本法十九条规定的约定主体中的“夫妻”应理解为在处理财产时为夫妻，而不是在约定时必须是夫妻。产生这一分歧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法律未明确财产约定的时间。3. 夫妻财产约定须经申报登记程序确认。对此，国外立法通例是夫妻财产契约已经登记者，具有对外效力，未经登记者，不发生对外效力。我国立法对此没有规定，司法解释关于“但规避法律的约定无效”的但书规定，即无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具有对外效力，规避法律的夫妻财产约定无对外效力。婚姻关系当事人为逃避债务等原因，采取夫妻财产约定的方法规避法律，当然为无效。但仅仅依据这一标准，尚不足以确定约定的对外效力。依据公示方式进行登记，可以有效地防止上述规避法律的行为，更有利于保护与约定财产的夫妻进行民事活动的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也应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一经登记方可产生对外效力，未经合法登记则不产生对外效力。　（二）明确夫妻配偶身份关系，确立配偶侵权的法律责任。婚姻关系的伦理性要求配偶之间关系的调整具有法律与道德的相互协调性。无论是修改前后的《婚姻法》，没有明确夫妻的特定身份权利，没有对夫妻这一特殊身份关系所产生的特殊权利义务加以涉及，这种立法上的空白使得夫妻关系的法律调整不可避免地出现漏洞。在立法中必须正视夫妻人身关系的特殊性，明确规定配偶权的内容以及由此而派生出来的身份权。进一步明确家事代理的范围、权限及侵权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为惩罚配偶间侵权行为和救济受害人创造前提条件。　（三）明确夫妻一方履行债务后求偿权的行使途径。　立法应明确夫妻共同债务清偿应由夫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确认夫妻间享有求偿权，可以有效地防止现实生活中夫妻以约定财产来规避法律、逃避债务或在夫妻财产分割时侵害债权人利益，从而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保障交易安全。依照民法的精神，连带债务因债务人一人或数人的履行而使债务消灭，就超出负担部分，已履行的债务人可向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夫妻共同债务已由夫或妻一方全额履行完毕，连带债务消灭。履行一方是否享有求偿权，如何确定追偿的范围，修改前后的《婚姻法》均无明文规定。 五、结束语夫妻财产约定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夫妻财产约定的完善和发展也体现了时代的进步。具体到婚姻当事人来说，在选择夫妻财产约定时应慎重，须同时考虑两个问题，其一是结合自身情况考虑是否有必要做出财产约定，因为财产约定并不普遍适用；其二是在选择财产约定时不要忘了公证，因为公证能给当事人提供了一种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最佳的、最能充分保障当事人财产权益的法律途径。同时，也希望立法机关能更加重视夫妻约定财产制的立法，法学家们也能更加关注并深入加以研究，多出成果，使夫妻财产约定立法更加健全、更加完善、更加符合广大婚姻当事人的需要，更能保障约定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终让婚姻更美好，让家庭更稳定，让社会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