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高薪养廉在中国的适用性(一)

浅析高薪养廉在中国的适用性

[摘 要]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社会的高度关注，但从近年来公务员队伍频频出现的贪腐案件，使很多人思考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手段，而高薪养廉作为作为现代国家中杜绝腐败的方式之一有着较高的呼声。本文从目前中国的国情出发，针对高薪养廉这一重要的防腐措施展开，从中国国情、历史、现实角度进行分析，进而得出结论：至少以中国公务员队伍现状来说，高薪养廉是不可行的。

[关键词]公务员 高薪养廉  适用性

公务员队伍的建设一直受到党、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关注，近年来，公务员队伍中各种腐败案件的易发频发，促使人们思考公务员队伍廉政建设的重要性和有效手段，作为现代国家中廉洁程度较高的一些国家采用的高薪养廉制度进入人们的视野。然而，在当今中国来说，高薪养廉真的是有效预防腐败的手段吗？中国的国情适合吗？本文将结合中国目前公务员队伍的实际做一些探讨。

一、高薪养廉的提出及制度实践

高薪养廉，就是通过对国家管理机构工作人员实行较高工资福利水平，使之能维持较高的物质需求，降低其因经济原因引起的腐败，从而防止国家管理机构工作人员以权牟利、损害社会公平而采取的一种预防腐败措施。

在透明国际(TransparencyyInternational)2010 年针对176 个国家的腐败感觉指数排行榜上，新加坡和新西兰并列榜首。排名越靠前， 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越廉洁。澳大利亚、香港和日本也表现良好，排名均超过分别位列第20 名和第22 名的英国和美国。然而，亚洲多数国家和地区表现糟糕，台湾的排名最靠前，为第33 位；韩国、中国和印尼等大型经济体的排名分别为第39、78和110 位。美国追踪跨国境贿赂活动的非盈利组织Trace列出了全球34 个受贿行为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 其中亚洲占了10个，中国与印度分列第4、5位。近年来，中国的公务员队伍腐败案件易发多发，在2010年人民网、新华网的“两会”热点调查中，在“你最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是什么”的调查中，“反腐倡廉”排名第三，居前两位的分别是“养老保险”和“依法拆迁”；在“今年两会，您最关心的话题”调查中，“反腐倡廉”排在“收入分配”和“住房问题”之后。而在2009年的“两会”热点调查中，“反腐倡廉”排名在人民网、新华网相关调查中的位置，均列所有候选条目之首。国民关注自身的切身利益无可厚非，因为养老保险、依法拆迁、收入分配和住房问题都与国民的收入分配具体生活密切相连。但是腐败问题作为受害者往往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不一定直接涉及其自身利益，但是在2010年竟然排名第三，2009年甚至排名第一。这一现状不仅反映出国民素质的提高，民主意识的增强，更反映出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对这一问题的重视程度。“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中国和同是亚洲国家的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区虽然在两国制度、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 但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 在推进廉政建设的一些措施和做法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还是具有一定的先导性、启示性、借鉴性的。不少学者提出在中国实行高薪养廉制度，通过学习新加坡、日本、香港地区的高薪养廉制度来控制国家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腐败。

二、高薪养廉制度的理论依据

早在汉代，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指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些语言形象的描述了人的趋利性。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即包含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工资便是这种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的体现。工资的多少又是按劳动时间的长短或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且劳动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可以获利较高的工资。而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的价值与其它一切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为条件，所以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  

利益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动因，每一种社会关系，首先都是作为利益关系表现出来。高薪养廉的逻辑基础是基于人是经济的和人是理性的基本假设， 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假设并不无道理。当公务员采取某一行动之前都会权衡贪污受贿与保持廉政的得失之后才做出选择。任何人都会做出对自己有利的选择。

三、高薪养廉制度能否在中国实施

中国公务员队伍的贪污受贿腐败问题一直受到社会、学界和政界的高度关注， 针对防腐提出的办法也是多种多样。高薪养廉制度作为一种防腐治腐的重要手段，也不断受到人们的关注。

1、 从中国历史上看，高薪并不能保证公务员队伍的廉洁

高薪就真的能保证国家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的廉洁了吗？据史料所载，王安石“增中书、审官东西、三班院、枢密院、三司、吏部流内铨、南曹、开封府吏禄，受财者以仓法论”——这是典型的高薪养廉的模式，但是结果却是官员收入大大增加的同时却没有达到“厚俸养廉”的效果：“三司上新增吏禄数：京师岁增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良吏实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议者不以为善。”由此可知，王安石采用的高薪养廉的方法在增加了无谓的财政负担的同时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而且“议者不以为善”。

清代雍正元年开始实行“养廉银”制度，“因官吏贪赃，时有所闻，特设此名，欲其顾名思义，勉为廉吏也”，本意是想借由高薪，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并避免贪污情事发生，因此取名为“养廉”。一般来说，养廉银通常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光绪《清全典事例》记载：总督为13000至20000两，巡抚为10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5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3000至8444两。例如，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银，养廉银则达10000两银。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银，军事加给144两银，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银。但是，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大幅提高官员收入的结果却是“入愈丰而累愈重，知有私不知有公。纵倍给薪津，岁增经费，何补若人之挥霍，空益小民之负担”。看似高薪养廉，实际上将地方行政费用归于地方首长所有，导致清朝地方贪腐情况为史上之最。

2、高薪和廉洁没有必然的联系，高薪不一定廉洁

事实上，在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里面，没有哪个“高薪”方法来保证“廉洁”。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发布的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一直位列全世界最清廉的国家。在这些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都大致等于或低于全国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最多高出国家法律规定的最低保障工资的一倍。法国、挪威、芬兰、丹麦等国家的公务员工资与私营企业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