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研究(二)

关于合议庭应承担怎样的集体责任，法律法规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需予以明确的是，本文虽提出了合议庭的外部与内部责任，但根据三大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合议庭代表法院行使审判权，法院才是真正面对当事人的责任主体，对当事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故合议庭的外部责任是相对内部成员而言的集体责任，合议庭不对当事人承担外部责任。

造成合议庭承担办案责任的，可能是部分成员，也可能是全体成员，由于集体责任最终仍会体现到成员个人身上，在责任的产生归因于部分成员的情形下，合议庭集体担责的结果是无过错的成员为有过错的成员“买单”。究其法理基础，是由于合议庭对成员个体有他律义务，合议庭未能阻止引起办案责任情形的发生，没能起到应起的监督作用，故需为此承担一定责任。因此，当属于合议庭办案责任范围的情形出现，第一步得出的结论是合议庭承担的集体责任为1，这个“1”只是抽象的存在，仅起到定性作用，即明确此时整个合议庭需承担集体责任；第二步则是判断这个“1”在合议庭成员之间如何分配，而影响分配的因素有责任类型、责任引发情况、监督义务程度、说理充分性等。

（二）合议庭成员的内部责任

    1.不同责任类别的内部责任差异

对于法定的合议庭需承担责任的范围，即合议庭部分或全部成员故意违反审判规范或因重大过失对当事人的实体或诉讼权利造成损害的情形，由于该类责任较重、发生概率较小，具有明显的个体化特点，加之合议庭存在的基础是成员对彼此职业道德和专业素养的信任，故难以对其附加过高的、防范该责任产生的注意和监督义务，因此当该类情形产生时，合议庭承担的集体责任“1”等于引发该责任的成员需承担的责任，其余成员无需承担责任。

对于考核意义上的责任范围，即因合议庭成员业务能力欠缺造成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具有明显错误或程序明显违法的错案，此时合议庭多数意见错误，若存在少数意见，但少数意见也非正确意见，抛开其他影响责任分配的因素，则合议庭承担的集体责任“1”在所有成员之间平均分配，即各自承担1/3；若少数意见正确，合议庭承担的集体责任“1”并非一定仅在持多数错误意见的成员之间分配，还得看持少数意见的成员是否进行了充分的说理：若该成员并未说理充分，有可能正好是几种观点中必有一种是正确的情形，[5 蒋惠岭：《合议制改革若干焦点问题》，载《人民司法·应用》2008年第21期第186页。]而其正好“碰对”而已，其并没有完全履行合议庭成员应履行的充分表达意见的义务，对合议庭形成错误意见也有一定程度的责任，只是其责任要轻于其他成员；若该成员进行了充分的说理，则其无需参与合议庭承担的集体责任“1”的分配，也即无需承担内部责任。当然，说理充分性的判断需要记录详细、正确的合议庭笔录作为基础。

    2.不同职责造成的内部责任差异

合议庭分为单纯由法官组成的合议庭以及由法官与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合议庭成员角色包括审判长、承办法官、其他法官、陪审员，他们虽共同参与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但各自的职责相异，进而影响内部责任的分配。根据《人民法院审判长选任办法（试行）》第五条的规定，审判长的职责主要在于组织合议庭开展各项工作，对合议庭成员的行为进行整体掌控。根据《合议庭规定》，承办法官履行的职责主要是具体的审理事务，包括主持或指导庭前调解、证据交换等庭前准备工作、拟定庭审提纲、制作阅卷笔录、审理报告和裁判文书等，而其他法官的职责主要是参与案件的审理，并提交阅卷意见、发表评议意见。[]至于陪审员的职责，我国的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陪审员参加审判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赋予了其与“其他法官”同等的地位，但最新发布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探索了陪审制事实审与法律审分离的机制，即陪审员仅就案件事实认定问题独立发表意见并进行表决，对法律适用问题可发表意见，但不参与表决，[]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指引了大方向。

对于合议庭成员因扮演不同角色应承担的内部责任，现行法律只有《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十六条作出了规定，该条明确了承办法官为案件质量第一责任人。司法实践中若出现错案需予以追究的情况，通常也将承办法官作为第一责任人。笔者认为，不区分引发错案的原因而一律让承办法官承担最大的内部责任略显“简单粗暴”，从公平公正、权责一致的角度出发，确定内部责任的标准应为：违反了职责且因为违反职责导致错案。也即，确定内部责任应看责任引发主体，而该主体引发责任的前提是其违反了应尽的职责。

以上原则可通过具体化某些情形来体现：若因为审判长组织庭审相关活动出现了程序问题如超审限，由审判长承担主要责任；若因为审判长以其审判长的地位“压制”其他成员的观点导致错案的，由审判长承担主要责任；若因为审判长归纳、提供待议事实问题清单有误，导致陪审员未参与部分事实的认定进而导致错案的，由审判长承担主要责任；若因为审判长未认真审核裁判文书而产生需承担责任的错误，则由审判长承担主要责任，法律文书拟稿人也即承办法官承担次要责任；若因为承办法官向合议庭成员汇报案件失实，证据不全面、不准确导致错案的，由承办法官承担主要责任；若因为承办法官没有妥善安排好陪审员提前阅卷、影响陪审员对事实的认定进而导致错案的，由承办法官承担主要责任；若其他法官在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的明显错误误导了其他成员进而导致错案的，由该误导观点来源的法官承担主要责任；若由于陪审员对其专业领域的过分自信，导致其他成员因对其信任同意其事实认定，进而产生错案的，由该陪审员承担主要责任等等。

四、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完善

（一）完善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原则

    1.责任追究与责任豁免相辅相成

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是在司法独立、审判独立、法官独立的背景下提出的一项司法改革措施，其目的是用责任机制倒逼合议庭独立、认真办案，真正实现精英司法、公正司法。合议庭成员若存在违法违纪审判行为，则需追究其责任；若其因业务能力欠缺导致明显的错案，也需追究其考核意义上的责任，以促进法官办案能力的提升，进而提高整体的司法水平。然而，为确保法官独立公正审判，必须保证法官拥有责任豁免权，也即法官对于自己在司法审判过程中依法实施的行为、发表的言论和判决的结果享有不受指控或法律追究的权利，[6 谭世贵、孙玲：《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研究》，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5期第53页。]否则很容易出现法官将责任转移至审委会或请示上级法院架空上诉制度，得不偿失。

目前，法官责任豁免权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实现，[]但在考核意义上并没有实现。所谓考核意义上的责任豁免，指只要不存在明显的事实认定或法律适用上的错误，且程序上也没有明显违法的情况，就不应该予以考核扣分，不应该影响合议庭成员评优评先与晋升。正所谓“真理越辩越明”，审理疑难复杂案件时，若合议庭责任豁免，法官就可以大胆表达自己的观点，展现法律思维和法律功底，在交锋中获得进步；在普通案件中，法官进行充分说理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因为形成错案时，即使其持有少数、正确意见，也只有表达且充分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才能豁免责任。因此，考核意义上的责任豁免制度能促使法官精英化，为我国的司法改革提供助力，应与合议庭办案责任追究制度相互配合。

    2.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相互衔接

目前关于合议庭的集体责任没有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规定，办案责任更多地体现在承办法官或审判长身上，形成了事实上的“主审法官负责制”或“审判长负责制”。然而，根据权责一致的原理，作为审判组织的合议庭不仅应独立行使审判权，也应独立承担责任，故合议庭才是承担办案责任的主体，只是该种集体责任最终将落实到内部成员身上。因此，合议庭成员之间具有一种他律机制，适用合议庭的案件情况与合议庭的每个成员都息息相关，若出现合议庭需承担责任的情况，第一步的定性分析是每个成员都需承担责任，而个人责任是否会根据内部责任分配规则予以免除则是第二步需考虑的问题。 

    3.内部责任分配具体化、情形化

若需对合议庭追究法律意义上的责任，则最终责任主体是违法违纪主体，故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内部责任分配。若需对合议庭追究考核意义上的责任，则要结合合议庭成员的职责，遵循“谁导致、谁负责”的归责原则，[7 尹洪茂、丁孝君：《试论合议机制与承办人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载《合议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2页。]根据该具体情形的责任引发情况、监督义务程度、说理充分性等因素综合分配内部责任，坚决防止按审判长、承办法官、其他法官、陪审员的不同角色一刀切地进行内部责任分配。

（二）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具体完善建议

    1.立法正面划定合议庭办案责任范围

就合议庭办案责任的范围，唯一作出了规定的是《合议庭规定》 第十条，但该条只是逆向规定了某些情形无需承担责任，却没有对合议庭需要承担责任的情形作出正面规定，导致实践中各地法院对法官责任的追究标准与追究结果不一致，而我国现今所处的新媒体时代背景更造成了对法官责任追究的扩大化，[8 廖次艳：《新媒体时代法官职业保障体系构建探析》，载《宁波审判研究》2014年10月刊第269页。]严重影响了法官的办案积极性。因此，为了使法律意义上的合议庭办案责任范围更加清晰化，应在立法上正面规定，只有因合议庭成员故意违反审判规范或因重大过失对当事人的实体或诉讼权利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形，合议庭才承担责任，并规定该责任通过内部责任分配机制转由违法违纪的成员个人承担实质性责任。值得一提的是，该情况下合议庭其他成员因通报违法违纪案件时需对合议庭成员名单进行公示，遭受了一定程度的名誉或荣誉损害，虽然这种损害仅仅是心理上的，但也体现了合议庭办案责任的性质为一种集体责任。

    2.改革以承办人为对象的现行考核制度

由于我国目前的审判实践还在很大程度上实行承办人制度，分案时径行指定承办人，围绕承办人组成相对固定的合议庭，审理案件的任务也主要由承办人完成，故工作考核和责任追究也通常只针对承办人进行，[9尹洪茂、丁孝君：《试论合议机制与承办人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载《合议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52页。

10王作富：刑法伦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第345页。

11杨利华、于丽英译：《法律调解之道》，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第96页。

]违背了合议庭审理案件的民主集中制机制与权责一致的原理。为了以责任机制、考核制度倒逼合议庭成员共同参与案件的审判，应改革以承办人为对象的现行考核制度，合议庭审结的案件数量、质量、效率等与每个合议庭成员绩效挂钩，且考核扣分规定需要合理化与精细化，不仅需明示扣分的情形，还需根据成员职责、责任引发情况、监督义务程度、说理充分性等列举一些常见的内部责任分配比例，便于统一化操作。同时，预留对合议庭成员内部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空间，防止在某些情形下固定扣分比例的不公。此外，立足于我国当前大力推进以人民陪审员参与司法审判为代表的司法民主之背景，针对作为合议庭成员的人民陪审员，也需建立起相应的办案责任机制，[]并将其与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挂钩。但是，人民陪审员的责任应充分考虑人民司法的特征，对其考核标准应拿捏得当，不宜过严也不宜过松。  

    3.健全配套制度以促进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落实

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落实离不开配套制度的健全。我国目前的审判实践中，存在审判长联席会议、庭长院长审批、审委会、请示等影响合议庭独立审判的制度，虽然这些制度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确实有现实需要，是法院与法官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我国法官的精英化，会对法院权威与司法公信力造成负面影响。笔者认为，保护法官不因在疑难复杂案件中难以把握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而承担责任，不是需要借助这些侵蚀合议庭审判独立基础的制度，而是需要依靠合理的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这些制度的减少或废除离不开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完善，而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的真正落实也必须以这些制度的减少或废除作为前提。当然，这些配套制度的形成是有路径依赖的，改变需要时间，但我们至少应找准改革的方向迈出前进的步伐。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司法权的性质——以刑事司法为范例的分析》，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 

[2]何帆：《做好法官员额的“加减法”》，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7月16日。

[3]戴磊：《法官独立于合议庭审判职能的发挥》，载《合议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4]宋新宇：《健全和完善合议庭运行机制研究》，载《合议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5]蒋惠岭：《合议制改革若干焦点问题》，载《人民司法·应用》2008年第21期。

[6]谭世贵、孙玲：《法官责任豁免制度研究》，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5期。

[7]尹洪茂、丁孝君：《试论合议机制与承办人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载《合议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8]廖次艳：《新媒体时代法官职业保障体系构建探析》，载《宁波审判研究》2014年10月刊。

[9]尹洪茂、丁孝君：《试论合议机制与承办人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载《合议庭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

[10]王作富：刑法伦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8月。

[11]杨利华、于丽英译：《法律调解之道》，法律出版社，2006年5月.。